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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 2017-05-02 分类: feeling 阅读: 次 评论: 1次
再谈管孩子-徐志摩

再谈管孩子-徐志摩

         你做小孩时候快活不?我,不快活。至少我在回忆中想不起来。你满意你现在的情况不?你觉不觉得有地方习惯成了自然,明知是做自己习惯的奴隶却又没法摆脱这束缚,没法回复原来的自由?不但是实际生活上,思想、意志、性情也一样有受习惯拘执的可能。        习惯都是养成的;我们很少想到我们这时候觉着的混身的镣铐,大半是小时候就套上的——记着一岁到六岁是品格与习惯的养成的最重要时期。我小时候的受业师袁花查桐荪先生,因为他出世时父母怕孩子遭凉没有给洗澡,他就带了这不洗澡习惯到棺材里去——从生到死五十几年一次都没有洗过身体!他也不刷牙,不洗头,很少洗脸。        脏得叫人听了都腻心不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品格上,性情上,乃至思想上的不洁多半是原因于小时候做父母的姑息与颟顸。中国人口头上常讲率真,实际上我们是假到自己都不觉得。讲信义,你一天在社会上不说一两句谎话能过日子吗?讲廉讲洁,有比我们更贪更龌龊的民族没有?讲气节——这更不容说了!  这是实际情形,不容掩讳的。我们用不着归咎这样,归咎那样,说来很简单,只是一个教育问题;可不是,上学以后,而是上学以前的教育问题。品格教育,不是知识教育。我们不敢说合理的养育就可以消灭所有的败类;但我们确信(借近代科学研究的光)环境与有意识的训练在十次里至少有八九次可以变化气质,养成品格。什么事只要基础打好就有办法:屋漏了容易修,墙坏于可以补,基础不坚实时可麻烦。管好你的孩子,帮他开好方向,以后他就会自己寻路走。  但是你说谁家父母不想管好他们的孩子?原是的。但我们要问问仔细,一般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究竟是不是好孩子。  究竟他们的管法是不是,我在上篇里说过。(一)替孩子本身的利益;(二)替全社会着想。我的观察是老派父母养育的观念整个儿是不对的。他们的意思是爱,他们的实效是害。我敢断定现代大多数的父母是对他们的子女负罪的。养花是多简单的一件事,但有的花不能多晒,有的不能多浇水,还有土性的关系,一不小心,花就种死,或是开得寒伧,辜负了它的种性。管孩子至少比养花更难些。很多的孩子是晒太多浇太勤给闹坏的。  这几乎完全是一个科学问题,感情的地位,如其有,很是有限,单靠爱是不够的。单凭成法也是不够的。养花得识花性,什么花怎么养法;管孩子得明白孩子性质,什么孩子怎么管法——每朝每晚都得用心看着,差不得一点。打起了底子,以后就好办。  这话听得太平常了,谁不知道不是?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形。我们不讲无知识阶级的父母,实际乡下人的管孩子倒是合理得多,他们比较的“接近自然”。最可痛的是所谓有知识阶级乃至于“知识阶级”的育儿情形。别笑话做母亲的在人前拖出奶来喂孩子,这是应得奖励的。有钱人家有了孩子就交给奶妈,谁耐烦抱孩子,高兴的时候要过来逗逗亲亲叫几声乖,一下就喊奶妈抱了去,多心烦!结果我们中上等人家的孩子运定是老妈乃至丫头们的玩物!有好多孩子身上闻着老妈的臭味,脸上看出老妈的傻相!  单看我们孩子的衣着先就可笑。浑身全给裹得紧紧,胳、胫、腿,也不叫露在外面,怕着凉。怕着凉,不错;可是裤子是开裆的,孩子一往下蹲,屁股就往外露,肚子也就连带通风——这倒不怕着凉了!孩子是不能常洗澡的,洗澡又容易着凉,我们家乡地方终年不洗澡的孩子并不出奇,我不知道我自己小时候平均每年洗几回澡,冬天不用说,因为屋子不生火,当然不洗,夏天有时不得不洗,但只浅浅的一只小脚桶,水又是滚汤,(不滚容易着凉!)结果孩子们也就不爱洗。我记得孩子时候顶怕两件事:一件是剃头;一件是洗澡。“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剃头”,“今天我总得‘捉牢’他来洗澡”,我妈总是这么说;他们可不对我讲一个人一定得洗澡的理由,他们也不想法把洗的方法给弄适意些。这影响深极了,我到这老大年纪每回洗澡虽不至厌恶:总不见得热心;看作一种必要的麻烦,不是愉快的练习。泅水也没有学会,猜想也是从小对洗身没有感情的缘故。我的孩子更可笑了。跟我一样,他也不热心洗澡。有一次我在家里(他是祖母管大的),好容易拉了他一起洗,他倒也没有什么,明天再洗,成绩很好,再来几次就可以引起他的兴趣的希望。可是他第二天碰巧有了发热,家里人对他说:你看,都是你爸爸不好,硬拖你洗,又着凉了,下回再不要听他的!他们说这话也许一半是好玩,但孩子可是认了真,下回他再也不跟爸爸洗澡了!  像这类的情形真是举不胜举;但单纯关于身体的习惯,比较还容易改。最坏是一般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观念。再没有比父母更专制的;他们命令,他们强制,他们骂,他们打;他们却从不对孩子讲理——好像孩子比他们自己欠聪明懂不得理似的!他们用种种的方法教孩子学大人样——简单说,愈不像孩子的孩子在他们看是愈好的孩子。孩子得听话,不许闹——中国父母顶得意的是他们的孩子听人家吩咐规规矩矩的叫人,绝对机械性的叫人——“伯伯”、“妈妈”。我有时看孩子们哭丧着脸听话叫人的时候,真觉得难受!所以叫人是孩子聪明乖的唯一标准。因为要强制孩子听大人话(孩子最不愿意听大人话!)大人们有时就得用种种谎骗恫吓的方法。多少在成人后作伪与懦怯的品性是“别哭,老虎来了”,“别嚷,老太太来了”,“不许吃,吃了要长疮的”,一类话给养成的,孩子一定得胆小怕事,这又是中国父母的得意文章。“我们的阿大真不好,胆子大极了”,或是“你们的宝宝多好,他一个人走路都不敢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人常拿鬼来吓我,结果我胆小极了,从来不敢一个人进屋子或是单身睡一个床——说来太可笑,你们不信,我到结亲以前还是常常同妈妈睡一床的!这怕黑暗怕鬼的影响到如今还有痕迹。我那时候实在胆子并不小,什么事有机会都想试试,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特别的恐吓,骗我是我不是我妈生的,是“网船”(即渔船)  上抱来的,每天头上包着蓝布走进天井来问要虾不要的那个渔婆就是我的亲娘,每回我闹凶了,胆子“太大了”,他们就说:“再闹叫你网船上的娘来抱回去,”那灵极了,一说我就瘪,再也不敢强了。这也是极坏的影响。我的孩子因为在老家里生长,他们还是如法炮制,每回我一回家,就奖励他走路上山,甚至爬石头,他也是顶喜欢的,有一次我带他在山上住,天天爬山,乐得很,隔一天他回家了,碰巧有点发热,家里人又有了机会来破坏爸爸的威信了:“你看都是你爸,领你到山上去乱跑,着了凉发热,下回再不要听他了!”当然他再也不听信爸爸了!  但是孩子们的习惯,赶早想法转移,也是很容易的事。就我的孩子说,因为生长在老式家庭里的缘故,所有已经将次养成的习惯多半是我们认为不对的,我们认为应分训练的习惯却一点不顾着,这由于:(一)“好孩子”观念的错误;(二)拘执成法,再没有比我的父母再爱孙儿的,他病了我母亲整天整晚的抱着,有几次在夏天发热简直是一个火炉,晚上我母亲同他睡,在冬天常常通宵握住他的冷脚给窝暖;但爱是一件事,得法不得法又是一件事。这回好了,他自己的妈(张幼仪女士,不久来京,想专办蒙养教育)从德国研究蒙养教育毕业回来了。孩子一归她管,不到两个月工夫,整个儿变化了,至少在看得见的习惯上。他本来晚上上床早上起身没有定时的,现在十点钟一定睡,早上也一定时候起,听说每晚到了十点钟他自己觉得大人不理他了,他就看一看钟,站起来说,明天会,自己去睡了。  本来他晚上睡不但不换睡衣,有时天凉连棉袄都穿了睡的,现在自己每晚穿衣换衣,早上穿衣起身再也不叫旁人帮忙。本来最不愿意念书写字,现在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自动写字念书,本来走一点路就叫肚疼或腿酸的,现在长路散步成了习惯。洗澡什么当然也看作当然了。最好是他现在也学会了认真刷牙(他在德国死的弟弟两岁起就自己刷牙了),舀水满脸洗,洗过用干布擦,一点也不含糊了!在知识上也一样的有进步,原先在他念书写字因为上面含有强迫性质看作一种苦恼,现在得了相当的引诱与指导,自动的兴趣也慢慢的来了。这种地方虽则小,却未始不是想认真做父母的一个启示。不要怪你们孩子性情强不好,或是愁他们身子不好,实际只要你们肯费一点心思,花一点工夫,认清了孩子本能的倾向,治水似的耐心的去疏导它,原来不好的地方很容易变好,性情、身体,都可以立刻见效的。  “性相近,习相远”,这话是真理;我们或许有一天可以进一步相信“人之初,性本善”哪!没有工作比创造的工作更愉快更伟大的;做父母的都有一个创作的机会,把你们的孩子养成一个健康、活泼、灵敏、慈爱的成人,替社会造一个有用的人才,替自然完成一个有意识的工作,同时也增你们自己的光,添你们的欢喜——这机会还不够大吗?看看现代的成人,为什么都是这懒,这脏(尤其在品格上与思想),这蠢,这丑,这破烂;看看现代的青年,为什么这弱,这忌心重,这多愁多悲哀,这种种的不健康——多半是做爹娘的当初不曾尽他们应尽的责任,一半是愚暗,一半是懒怠,结果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孩子们自身,自己也没有好处,这真是何苦来!  现在卢梭先生给了我们一部关于养成品格问题极光亮的书,综合近代理论与实施所得的有价值的研究与结论,明白的父母们看了可以更增育儿的兴味,在寻求知识中的父母们看了更有莫大的利益;相信我,这部书是一个不灭的亮灯,谁家能利用的就不愁再遭黑暗的悲惨了!但我说了这半天,本题还是没有讲到,时候已经不早了,只好再等下回了。  (原刊1926年5月15日《晨报副刊》) 
2017-5-2 16:0:17 徐志摩 次阅读 0条评论
卢梭与幼稚教育-徐志摩

卢梭与幼稚教育-徐志摩

      我去年七月初到康华尔(Cornwall英伦最南一省)去看卢梭夫妇。他们住在离潘让市九英里沿海设无线电台处的一个小村落,望得见“地角”(Land‘s End)的“壁虎”尖凸出在大西洋里,那是英伦岛最南的一点,康华尔沿海的“红岩”  (Red Cliffs)是有名的,但我在那一带见着的却远没有想象中的红岩的壮艳。因为热流故,这沿海一带的气候几乎接近热带性,听说冬天是极难得冷雪的。      这地段却颇露荒凉的景象,不比中部的一片平芜,树木也不多,荒草地里只见起伏的巨牛;滨海尤其是硗确的岩地,有地方壁立万仞,下瞰白羽的海岛在汹涌的海涛间出没。卢梭的家,一所浅灰色方形的三层楼屋,有矮墙围着,屋后身凸出一小方的雨廊,两根廊柱是黄漆的,算是纪念中国的意思。      ——是矗峙在一片荒原的中间,远望去这浅嫩的颜色与呆木的神情,使你想起十八世纪趣剧中的村姑子,发上歇着一只怪鸟似的缎结,手叉着腰,直挺挺的站着发愣。屋子后面是一块草地,一边是门,一边抄过去满种着各色的草花不下二三十种,在一个墙角里他们打算造一爿中国凉亭式的小台,我当时给写了一块好像“听风”还不知“临风”的匾题,现在想早该造得了。这小小的家园是我们的哲学家教育他的新爱弥儿山的场地。  卢梭那天赶了一个破汽车到潘让市车站上来接我的时候,我差一点不认识他。简直是一个乡下人!一顶草帽子是开花的,褂子是烂的,领带,如其有,是像一根稻草在胸前飘着,鞋,不用说,当然有资格与贾波林的那双拜弟兄!他手里擒着一只深酱色的烟斗,调和他的皮肤的颜色。但他那一双眼,多敏锐,多集中,多光亮——乡下人的外廓掩不住哲学家的灵智!  那天是礼拜,我从“Exeter”下去就只这趟奇慢的车。卢梭先生开口就是警句,他说“萨拜司的休息日是耶教与工团联合会的唯一共同信条”!车到了门前,那边过来一个光着“脚鸭子”手提着浴布的女人,肤色叫太阳晒得比卢梭的紫酱,笑着招呼我,可不是勃兰克女士,现在卢梭夫人,我怎么也认不出来,要是她不笑不开口。进门去他们给介绍他们的一对小宝贝,大的是男,四岁,有个中国名字叫金铃,小的是女,叫恺弟。我问他们为什么到这极南地方来做隐士,卢梭说一来为要静心写书,二来(这是更重要的理由)为顾管他们两小孩子的德育(to look after the moral education of our kids)。  我在他们家住了两晚。听卢梭谈话正比是看德国烟火,种种眩目的神奇,不可思议的在半空里爆发,一胎孕一胎的,一彩绾一彩的,不由你不讶异,不由你不欢喜。但我不来追记他的谈话,那困难就比是想描写空中的银花火树;我此时想起的就只我当时眼见的所谓“看顾孩子们的德育”的一斑。  这讲过了,下回再讲他新出论教育的书——                   On Education!Especially in Early Childhood,By Bertrand Russell,Published: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金铃与恺弟有他们的保姆,有他们的奶房(Nursery)白天他们爹妈工作的时候保姆领着他们。每餐后他们照例到屋背后草地上玩,骑木马,弄熊,看花,跑,这时候他们的爹妈总来参加他们的游戏。有人说大人物都是有孩子气的,这话许有一部分近情。有一次我在威尔思家看他跟他的两个孩子在一间“仓间”里打“行军球”玩,他那高兴真使人看了诧异,简直是一个孩子——跑,踢,抢,争,笑,嚷,算输赢,一双晶亮的小蓝眼珠里活跃着不可抑遏的快活,满脸红红的亮着汗光,气吁吁的一点也不放过,正如一个活泼的孩子,谁想到他是年近六十“在英语国里最伟大的一个智力”(法郎士评语)  的一个作者!卢梭也是的,虽则他没有威尔思那样彻底的忘形,也许是为他孩子还太小不够合伙玩的缘故。这身体上(不止思想——与心情上)不失童真,在我看是西方文化成功的一个大秘密;回想我们十六字联“蟠蟠老成,尸居余气;翩翩年少,弱不禁风”!的汉族,不由得脊骨里不打寒噤。  我们全站在草地上。卢梭对大孩子说,来,我们练习。他手抓住了一双小手,口唱着“我们到桑园里去,我们到桑园里去”那个儿歌,提空了小身子一高一低的打旋。同时恺弟那不满三岁的就去找妈给她一个同哥哥一样。再来就骑马。爸爸做马头,妈妈做马尾巴,两孩夹在中间做马身子,得儿儿跑,得儿儿跑,绕着草地跑,跑个气喘才住。有一次兄妹俩抢骑木马,闹了,爸爸过去说约翰(男的名)你先来,来过了让妹妹,恺弟就一边站着等轮着她。但约翰来过了还不肯让恺弟要哭了,爸妈吩咐他也不听,这回老哲学家恼了,一把拿他合扑着抱了起来往屋子里跑,约翰就哭,听他们上楼去了。但等不到五分钟,父子俩携着手笑吟吟走了出来,再也不闹了。  妈叫约翰领徐先生看花去,这真太可爱了,园里花不止三十种,惭愧我这老大认不到三种,四岁的约翰却没一样不知名,并且很多种还是他小手亲自栽的,看着他最爱的他就蹲下去摸摸亲亲,他还知道各种花开的迟早,哪几样蝴蝶们顶喜欢,哪几样开顶茂盛,他全知道,他得意极了。恺弟虽则走路还勉强,她也来学样,轻轻的摸摸嗅嗅,那神气太好玩了。  吃茶的时候孩子们也下来。约翰捧了一本大书来,那是他的,给客人看。书里是各地不同的火车头,他每样讲给我听;这绿的是南非洲从哪里到哪里的,这长的是加拿大那里的,这黄的是伦敦带我们到潘让市来的,到哪一站换车,这是过西伯利亚到中国去的,爸爸妈妈顶喜欢的中国,约翰大起来一定得去看长城吃大鸭子;这是横穿美洲过落机山的,过多少山洞,顶长的有多长——喔,约翰全知道,一看就认识!卢梭说他不仅认识知道火车,他还知道轮船,他认好几十个大轮船,知道它们走的航线,从哪里到哪里——他的地理知识早就超过他保姆的,这学全是诱着他好奇的本能,渐渐由他自己一道一道摸出来的;现在你可以问他从伦敦到上海,或是由西特尼到利物浦,或是更复杂的航路,他都可以从地图上指给你看,过什么地方,有什么好东西看好东西吃,他全知道!  但最使我受深印的是这一件事。卢梭告诉我他们早到时,约翰还不满三岁,他们到海里去洗澡,他还是初次见海,他觉得怕,要他进水去他哭,这来我们的哲学家发恼了:“什么,卢梭的儿子可以怕什么的!可以见什么觉得胆怯的!那不成!”  他们夫妻俩简直把不满三岁的儿子,不管他哭闹,一把揿进了海里去,来了一回再来,尽他哭!好,过了三五天,你不叫他进水去玩他都不依,一定要去了!现在他进海水去就比在平地上走一样的不以为奇了。东方做父母的一定不能下这样手段不是?我也懂得,但勇敢,胆力,无畏的精神,是一切德性的起源,品格的基础,这地方决不可含糊;别的都还可以,懦怯,怕,最不成的,这一关你不趁早替他打破,他竟许会害了他一辈子的。卢梭每回说勇敢(Gourage)这字时,他声音来得特别的沉着,他眼里光异样的闪亮,竟仿佛这是他的宗教的第一个信条,做人唯一的凭证!  我们谁没有做过小孩子?我们常听说孩子时代是人生最乐的时光。孩子是一片天真没有烦恼,没有忧虑,一天只道玩,肢体是灵活的,精神是活泼的。有父母的孩子尤其是享福,谁家父母不疼爱孩子,家里添了一个男的,屋子里顶奥僻的基角都会叫喜气的光彩给照亮了的。谁不想回去再过一道甜蜜的孩子生活,在妈的软兜里窝里,向爹要果子糖吃,晚上睡的时候有人替你换衣服,低低的唱着歌哄你闭上眼,做你甜蜜的小梦去?年岁是烦恼,年岁是苦恼,年岁是懊恼:咒它的,为什么亮亮的童心一定得叫人事的知识给涂黯了的?我们要老是那七八十来岁,永远不长成,永远有爹娘疼着我们;比如那林子里的莺儿,永远在欢欣的歌声中自醉,永远不知道:                   The weariness,the fever,and the fret here,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                   那够多美!  这是我们理想中的孩子时代,我们每回觉得吃不住生活的负担时往往惘怅光阴太匆匆的卷走了我们那一段最耐寻味的痕迹。但我们不要太受诗人们的催眠了,既然过去的已经是过去;我们知道有意识的人生自有它的尊严,我们经受的烦恼与痛苦,只要我们能受得住不叫它们压倒,也自有它们的意义与价值;过分耽想做孩子时轻易的日子,只是泄漏你对人生欠缺认识,犹之过分伤悼老年同是一种知识上的浅陋,不,我们得把人生看成一个整的;正如树木有根有干有枝叶有花果,完全的一生当然得具备童年与壮年与老年三个时期;童年是播种与栽培期,壮年是开花成荫期,老年是结果收成期,童年期的重要,正在它是一个伟大的未来工作的预备,这部工夫做不认真不透彻时将来的花果就得代付这笔价钱——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真的我们很少自省到我们的缺陷,意志缺乏坚定,身体与心智不够健全,种种习惯的障碍使我们随时不自觉的走上堕落的方向,这里面有多少情形是可以追源到我们当初栽培与营养时期的忽略与过失。根心里的病伤难治;在弁髦时代种下的斑点,可以到斑白的毛发上去寻痕迹,在这里因果的铁律是丝毫不松放的。并且我们说的孩子时期还不单指早年时狭义的教育,实际上一个人品格的养成是在六岁以前,不是以后;这里说的孩子期可以说是从在娘胎时起到学龄期止的径程——别看那初出娘胎黄毛吐沫的小囝囝正如小猫小狗似的不懂事,它们官感开始活动的时辰,就是它来人生这学校上学的凭证。  不,胎教家还得进一步主张做父母的在怀胎期内就该开始检点他们自身的作为,开始担负他们养育的责任。这道理是对的;正如在地面上仅透乃至未透一点青芽的花木,不自主的感受风露的影响,禀承父母气血的胎儿,当然也同样可以吸收他们思想与行为的气息,不论怎样的微细。  但孩子它自己是无能力的,这责任当然完全落在做父母的与及其他管理人的身上。但我们一方面看了现代没有具备做父母资格的男女们尽自机械性的活动着他们生产的本能,没遮拦的替社会增加废物乃至毒性物的负担,无顾恋的糟蹋血肉与灵性——我们不能不觉着怕惧与忧心;再一方面我们又见着应分有资格的父母们因为缺乏相当的知识或是缺乏打破不良习惯的勇气,不替他们的儿女准备下适当环境,不给他们适当的营养,结果上好的材料至少不免遭受部分的残废——我们又不能不觉着可惜与可怜。因为养育儿女,就算单顾身体一事,仅仅凭一点本能的爱心还是不够的;要期望一个完全的儿童,我们得先假定一双完全的父母,身体、知识、思想,一般的重要。人类因为文明的结果,就这躯体的组织也比一切生物更复杂,更柔纤,更不易培养;它那受病的机会以及病的种类也比别的动物差得远了。因此在猫、狗、牛、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现象,在今日的人类就变了最费周章的问题了。  带一个生灵到世界上来,养育一个孩子成人,做父母的责任够多重大;但实际上做父母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够多糊涂!中国民族是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句话给咒定了的:“生儿子”是人生第一件大事情,多少的罪恶,什么丑恶的家庭现象,都是从这上头发生出来的。影响到个人,影响到社会,同样的不健康。摘下来的果子,比方说,全是这半青不熟的,毛刺刺的一张皮包着松松的一个核,上口是一味苦涩,做酱都嫌单薄,难怪结果是十六字的大联“蟠蟠老成,尸居余气;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尸尤其是所谓”士“的阶级,那应分是社会的核心,最受儒家”孝“说的流毒,一代促一代的酿成世界上唯一的弱种;谁说今日中国社会发生病态与离心涣散的现象(原先闭关时代,不与外族竞争,所以病象不能自见,虽则这病根已有几千年的老),不能归咎到我们最荒谬的”唯生男主义“?先天所以是弱定了的,后天又没有补救的力量;中国人管孩子还不是绝无知识绝对迷信固执恶习的老妈子们的专门任务?管孩子是阃以内的事情,丈夫们管不着,除了出名请三朝满月周岁或是孩子死了出名报丧!家庭又是我们民族恶劣根性的结晶,比牢狱还来得惨酷,黑暗,比猪圈还来得不讲卫生;但这是我们小安琪们命定长成的环境,什么奇才异禀敌得过这重重”反生命“的势力?这情形想起都叫人发抖,我不是说我们的父母就没有人性,不爱惜他们子女;不,实际上我们是爱得太过了。但不幸天下事情单凭原始的感情是万万不够的,何况中国人所谓爱儿子的爱的背后还耽着一个不可说的最自私的动机——”传种“:有了儿子盼孙子,有了孙子望曾孙,管他是生疮生癣,做贼做强盗,只要到年纪娶媳妇传种就得!生育与繁殖固然是造物的旨意,但人类的尊严就在能用心的力量超出自然法的范围,另创一种别的生物所不能的生活概念,像我们这样原始性的人生观不是太挖苦了吗?就为我们生子女的唯一目标是为替祖先传命脉,所以儿童本身的利益是绝对没有地位的。喔,我知道你要驳说中国人家何尝不想栽培子弟,要他有出息,”有出息“,是的!旧的人家想子弟做官发财。;新的人家想子弟发财做官(现在因为欠薪的悲惨做父母的渐渐觉得做官是乏味的,除了做兵官,那是一种新的行业)动机还不是一样为要满足老朽们的虚荣与实惠,有几家父母曾经替子弟们自身做人的使命(非功利的)费一半分钟的考量踌躇?再没有一种反嘲(爱伦内)能比说”中国是精神文明“来得更恶毒,更鲜艳,更深刻!我们现在有人已经学会了嘲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所代表的理想与习俗。呒,这也是爱伦内;我们的开化程度正还远不如那所谓”菲力士挺“哪!我们从这近几十年来的经验,至少得了一个教训,就是新的绝对不能与旧的妥协,正如科学不能妥协迷信,真理不能妥协错误。我们革新的工作得从根底做起;一切的价值得重新估定,生活的基本观念得重新确定,一切教育的方针得按照前者重新筹划——否则我们的民族就没有更新的希望。  是的,希望就在教育。但教育是一个最泛的泛词,重要的核心就在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古代斯巴达奖励儿童做贼,为的是要造成做间谍的技巧;中世纪的教育是为训练教会的奴隶;近代帝国主义的教育是为侵略弱小民族;中国人旧式的教育是为维持懒惰的生活。但西方的教育,虽则自有它的错误与荒谬情形,但它对于人的个性总还有相当的尊敬与计算,这是不容否认的。所以我们当前第一个观念得确定的是人是个人,他对他自身的生命负有直接的责任;人的生命不是一种工具,可以供当权阶级任意的利用与支配。教育的问题是在怎样帮助一个受教育人合理的做人。在这里我们得假定几个重要的前提:(一)  人是可以为善的;(二)合理的生活是可能的;(三)教育是有造成品格的力量的。我在这篇里说的教育几乎是限于养成品格一义,因为灌输智识只是极狭义的教育并且是一个实际问题,比较的明显简单。近代关于人生科学的进步,给了我们在教育上很多的发见与启示,一点是使我们对于儿童教育特别注意,因为品格的养成期最重要的是在孩子出娘胎到学龄年的期间。在人类的智力还不能实现“优生”的理想以前,我们只能尽我们教育的能力引导孩子们逼近准备“理想人”的方向走去。这才真是革命的工作——革除人类已成乃至防范未成的恶劣根性,指望实现一个合理的群体生活的将来。手把着革命权威的不是散传单的学生,不是有枪弹的大兵,也不是讲道的牧师或讲学的教师;他们是有子女的父母,在孩子们学语学步吃奶玩耍最关紧要的日常生活间,我们期望真正革命工作的活动!  关于这革命工作的性质、原则,以及实行的方法,卢梭在他新出《论教育》的书里给了我们极大的光亮与希望。那本书听说陈宝锷先生已经着手翻译,那是一个极好的消息,我们盼望那书得到最大可能的宣传,真爱子女的父母们都应得接近那书里的智慧,因为在适当的儿童教育里隐有改造社会最不可错误的消息。我下次也许再续写一篇,略述卢梭那本书的大意与我自己的感想。  (原刊1926年5月10日/12日《晨报副刊》) 
2017-5-2 15:59:51 徐志摩 次阅读 0条评论
关于女子-徐志摩

关于女子-徐志摩

       苏州!谁能想象第二个地名有同样清脆的声音,能唤起同样美丽的联想,除是南欧的威尼市或翡冷翠,那是远在异邦,要不然我们就得迫想到六朝时代的金陵广陵或许可以仿佛?      当然不是杭州,虽则苏杭是常常联着说到的;杭州即使有几分美秀,不幸都教山水给占了去,更不幸就那一点儿也成了问题:你们不听说雷峰塔已经教什么国术大力士给打个粉碎,西湖的一汪水也教大什么会的电灯给照干了吗?不,不是杭州;说到杭州我们不由的觉得舌尖上有些儿发锈。      所以只剩了一个苏州准许我们放胆的说出口,放心的拿上手。比是乐器中的笙箫,有的是袅袅的余韵。比是青青的柏子,有的是沁人心脾的留香。  在这里,不比别的地处,人与地,是相对无愧的;是交相辉映的;寒山寺的钟声与吴侬的软语一般的令人神往;虎丘的衰草与玄妙观的香烟同样的勾人留恋。  但是苏州——说也惭愧,我这还是第二次到,初次来时只匆匆的过了一宵,带走的只有采芝斋的几罐糖果和一些模糊的印象。就这次来也不得容易。要不是陈淑先生相请的殷勤。——聪明的陈淑先生,她知道一个诗人的软弱,她来信只淡淡的说你再不来时天平山经霜的枫叶都要凋谢了——要不是她的相请的殷勤,我说,我真不知道几时才得偷闲到此地来,虽则我这半年来因为往返沪宁间每星期得经过两次,每星期都得感到可望而不可即的惆怅。为再到苏州来我得感谢她。但陈先生的来信却不单单提到天平山的霜枫,她的下文是我这半月来的忧愁:她要我来说话——到苏州来向女同学们说话!我如何能不忧愁?当然不是愁见诸位同学,我愁的是我现在这相儿,一个人孤伶伶的站在台上说话!我们这坐惯冷板凳日常说废话的所谓教授们最厌烦的,不瞒诸位说,这是我们自己这无可奈何的职务——说话(我再不敢说讲演,那样粗蠢的字样在苏州地方是说不出口的)。  就说谈话吧,再让一步,说随便谈话吧,我不能想象更使人窘的事情!要你说话,可不指定要你说什么,“随便说些什么都行”,那天陈先生在电话里说。你拿艳丽的朝阳给一只芙蓉或是一支百灵,它就对你说一番极美丽动听的话,即使它说过了你冒失的恭维它说你这“讲演”真不错,它也不会生气,也不会惭愧,但不幸我不是芙蓉更不是百灵。我们乡里有一句俗话说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愿听杭州人谈话。我的家乡又不幸是在浙江,距着杭州近,离着苏州远的地处。随便说话,随你说什么,果然我依了陈先生扯上我的乡谈,恐怕要不到三分钟你们都得想念你们房间里备着的八封丹或是别的止头痛的药片了!  但陈先生非得逼我到,逼我献丑,写了信不够,还亲自到上海来邀。我不能不答应来。“但是我去说些什么呢,苏州,又是女同学们?”那天我放下陈先生的电话心头就开始踌躇。  不要忙,我自己安慰自己说,在上海不得空闲,到南京去有一个下午可以想一想。那天在车上倒是有福气看到镇江以西,尤其是栖霞山一带的雪叶。虽则那早上是雾茫茫的,但雪总是好东西,它盖住地面的不平和丑陋,它也拓开你心头更清凉的境界,山变了银山,树成了玉树,窗以外是彻骨的凉,彻骨的静,不见一个生物,鸟雀们不知藏躲在哪里,雪花密团团的在半空里转。栖霞那一带的大石狮子,雄踞在草亩里张着大口向着天的怪东西,在雪地里更显得白,更显得壮,更见得精神。在那边相近还有一座塔,建筑雕刻,都是第一流的美术,最使人想见六朝的风流,六朝的闲暇。在那时政治上没有统一的野心家,江以南,江以北,各自成家,汉也有,胡也有,各造各的文化。  且不说龙门,且不说云冈,就这栖霞的一些遗迹,就这雄踞在草亩里的大石狮,已够使我们想见当时生活的从容,气魄的伟大,情绪的俊秀。  我们在现代感到的只是局促与匆忙。我们真是忙,谁都是忙。忙到倦,忙到厌。但忙的是什么?为什么忙?我们的子孙在一千年后,如其我们的民族再活得到一千年,回看我们的时代,他们能不能了解我们的匆忙?我们有什么东西遗留给他们可以使他们骄傲,宝贵,值得他们保存,证见我们的存在,认识我们的价值,可以使他们永久停留他们爱慕的纪念——如同那一只雄踞在草亩里的大石狮?我们的诗人文人贡献了些什么伟大的诗篇与文章?我们的建筑与雕刻,且不说别的,有哪样可以留存到一百年乃至十五年而还值得一看的?我们的画家怎样描写宇宙的神奇?我们哪一个音乐家是在解释我们民族的性灵的奥妙?但这时候我眼望着的江边的雪地已经戏幕似的变形成为北方赤地几千里的灾区,黄沙天与黄土地的中间只有惨澹的风云,不见人烟的村庄以及这里那里枝条上不留一张枯叶的林木。我也望得见几千万已死的将死的未死的人民,在不可名状的苦难中为造物主的地面上留下永久的羞耻。在他们迟钝的眼光中,他们分明说他们的心脏即使还在跳动他们已经失去感觉乃至知觉的能力,求生或将死的呼号早已逼死在他们枯竭的咽喉里;他们分明说生活、生命,乃至单纯的生存已经到了绝对的绝境,前途只是沙漠似的浩瀚的虚无与寂灭,期待着他们,引诱着他们,如同春光,如同微笑,如同美。我也望见钩结在连环战祸中的区域与民生;为了谁都不明白的高深的主义或什么的相互的屠杀,我也望见那少数的妖魔,踞坐在跸卫森严的魔窟中计较下一幕的布景与情节,为表现他们的贪,他们的毒,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威灵,他们手擎着全体民族的命运当作一掷的孤注。我也望见这时代的烦闷毒气似的在半空里没遮拦的往下盖,被牺牲的是无量数春花似的青年。这憧憬中的种种都指点着一个归宿,一个结局——沙漠似的浩瀚的虚无与寂灭,不分疆界永不见光明的死。  我方才不还在眷恋著文化的消沉吗?文化,文化,这呼声在这可怖的憧憬前,正如灾民苦痛的呼声,早已逼死在枯竭的咽喉里,再也透不出声音。但就这无声的叫喊已经在我的周围引起怪异的回响,像是哭,像是笑,像是鸱枭,像是鬼……  但这声响来源是我坐位邻近一位肥胖的旅伴的雄伟的呵欠。  在这呵欠声中消失了我重叠的幻梦似的憧憬,我又见到了窗外的雪,听到车轮的响动。下关的车站已经到了。  我能把我这一路的感想拉杂来充当我去苏州的谈话资料吗,我在从下关进城时心里计较。秀丽的苏州,天真的女同学们,能容受这类荒伧,即使不至怪诞的思想吗?她们许因为我是教文学的想从我听一些文学掌故或文学常识。但教书是无可奈何,我最厌烦的是说奉行话。他们又许因为我曾经写过一些诗是在期望一个诗人的谈话,那就得满缀着明月和明星的光彩,透着鲜花与鲜草的馨香,要不然她们竟许期待着雪莱的云雀或是济慈的夜莺。我的倒像是鸱枭的夜啼,不是太煞尽了风景?  这我转念,或许是我的过虑,他们等着我去谈话正如他们每月或每星期等着别人去谈话一样,无非想听几句可乐的插科与诙谐,(如其有的话,那算是好的,)一篇,长或是短,勉励或训诲的陈腐(那是你们打呵欠乃至瞌睡的机会),或是关于某项专门知识的讲解(那你们先生们示意你们应得掏出铅笔在小本子上记下的)写了几句自己谦让道歉不曾预备得好的话,在这末尾与他鞠躬下台时你们多少间酬报他一些鼓掌,就算完事一宗,但事实上他讲的话,正如讲的人,不能希望(他自己也不希望)  在你们的脑筋里留有仅仅隔夜的印象,某人不是到你们这里来讲过的吗,隔几天许有人间。嗄,不错是有的,他讲些什么了?  谁知道他讲什么来了,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不是你提起,我忘都忘了我听过他讲哪!  这是一班到处应酬讲演人的下场头。他们事实上也只配得这样的下场头。穷、窘、枯、干,同学们,是现代人们的生活。  干、枯、窘、穷,同学们,是现代人们的思想。不要把,占有名气或地位的人们看太高了,他们的苦衷只有他们上年纪的人自家得知,这年头的荒歉是一般的。  也不知怎的我想起来说些关于女子的杂话。不是女子问题。  我不懂得科学,没有方法来解剖“女子”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我也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搬弄着一套现成的名词来清理恋爱,改良婚姻或家庭。我也没有一个道学家的权威,来督责女子们去做良妻贤母,或奖励她们去做不良的妻不贤的母。我没有任何解决或解答的能力。我自己所知道的只是我的意识的流动,就那个我也没有支配的力量。就比是隔着雨雾望远山的景物,你只能辨认一个大概。也不知是哪里来的光照亮了我意识的一角,给我一个辨认的机会,我的困难是在想用粗笨的语言来传达原来极微纤的印象,像是想用粗笨的铁针来绣描细致的图案。  我今天所要查考的,所以,不是女子,更不是什么女子问题,而是我自己的意识的一个片段。                   我说也不知怎的我的思想转上了关于女子的一路。最显浅的原由,我想,当然是为我到一个女子学校里来说话。但此外也还有别的给我暗示的机会。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门首见着某某女士的一本新书的广告,书名是“蠹鱼生活”。这倒是新鲜,我想,这年头有甘心做书虫的女子。三百年来女子中多的是良妻贤母,多的是诗人词人,但出名的书虫不就是一位郝夫人王照圆女士吗?这是一件事,再有是我看到一篇文章,英国一位名小说家做的,她说妇女们想从事著述至少得有两个条件:一是她得有她自己的一间屋子,这她随时有关上或锁上的自由;二是她得有五百一年(那合华银有六千元)的进益。她说的是外国情形,当然和我们的相差得远,但原则还不一样是相通的?  你们或许要说外国女人当然比我们强,我们怎好跟她们比;她们的环境要比我们的好多少,她们的自由要比我们的大多少;好,外国女人,先让我们的男人比上了外国的男人再说女人吧!  可是你们先别气馁,你们来听听外国女人的苦处。在Que- enAnne的时候,不说更早,那就是我们清朝乾隆的时候,有天才的贵族女子们(平民更不必说了)实在忍不住写下了些诗文就许往抽屉里堆着给蛀虫们享受,哪敢拿著作公开给庄严伟大的男子们看,那不让他们笑掉了牙。男人是女人的“反对党”  (Theo pposefaction),Lady Winchilsea说。趁早,女人,谁敢卖弄谁活该遭殃,才学哪是你们的分!一个女人拿起笔就像是在做贼,谁受得了男人们的讥笑。别看英国人开通,他们中间多的是写《妇学篇》的章实斋。倒是章先生那板起道学面孔公然反对女人弄笔墨还好受些。他们的蒲伯,他们的John Gay,他们管爱文学有才情的女人叫做“蓝袜子”,说她们放着家务不管,“痒痒的就爱乱涂。”Margaret of Newcastle另一位才学的女子,也愤愤的说“女人像蝙蝠或猫头鹰似的活着,牲口似的工作,虫子似的死……”且不说男人的态度,女性自己的谦卑也是可以的。Dorothy Osburne那位清丽的书翰家一写到那位有文才的爵夫人就生气,她说,“那可怜的女人准是有点儿偏心的,她什么傻事不做到来写什么书,又况是诗,那不太可笑了,要是我就算我半个月不睡觉我也到不了那个。”奥斯朋自己可没有想到自己的书翰在千百年后还有人当作宝贵的文学作品念着,反比那“有点儿偏心胆敢写书的女人”风头出得更大,更久!  再说近一点,一百年前英国出一位女小说家,她的地位,有一个批评家说,是离着莎士比亚不远的Jane Austen——她的环境也不见得比你们的强。实际上她更不如我们现代的女子。  再说她也没有一间她自己可以开关的屋子,也没有每年多少固定的收入。她从不出门,也见不到什么有学问的人;她是一位在家里养老的姑娘,看到有限几本书,每天就在一间永远不得清静的公共起坐间里装作写信似的起草她的不朽的作品。“女人从没有半个钟头”,Florence Nightingale说,“女人从没有半个钟头可以说是她们自己的”。再说近一点,白龙德(Brontё)姊妹们,也何尝有什么安逸的生活。在乡间,在一个牧师家里,她们生,她们长,她们死。她们至多站在露台上望望野景,在雾茫茫的天边幻想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幻想她们无颜色无波浪的生活中所不能的经验。要不是她们卓绝的天才,蓬勃的热情与超越的想象,逼着她们不得不写,她们也无非是三个平常的乡间女子,郁死在无欢的家里,有谁想得到她们——光明的十九世纪于她们有什么相干,她们得到了些什么好处?  说起来还是我们的情形比他们的见强哪。清朝的大文人王渔洋、袁子才、毕秋帆、陈碧城都是提倡妇女文学最大的功臣。  要不是他们几位间接与直接的女弟子的贡献,清朝一代的妇女文学还有什么可述的?要不是他们那时对于女子做诗文做学问的铺张扬厉,我们那位文吏通义先生也不至于破口大骂自失身份到这样可笑的地步。他在《妇学》里面说:                   近有无耻文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长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                   章先生要是活到今天看见女子上学堂,甚至和男子同学,上衙门公司店铺工作和男子同事,进这个那个的党和男子同志,还不把他老人家活活的给气瘪了!  所以你们得记得就在英国,女权最发达的一个民族,女子的解放,不论哪一方面,都还是近时的事情。女子教育算不上一百年的历史。女子的财产权是五十年来才有法律保障的。  女子的政治权还不到十年。但这百年来女性方面的努力与成绩不能不说是惊人的。在百年以前的人类的文化可说完全是男性的成绩,女性即使有贡献是极有限的或至多是间接的,女子中当然也不少奇才异能,历史上不少出名的女子,尤其是文艺方面。希腊的沙浮至今还是个奇迹。中世纪的Hypatia,Heloise是无可比的。英国的依利萨伯,唐朝的武则天,她们的雄才大略,哪一个男子敢不低头?十八世纪法国的沙龙夫人们是多少天才和名著的保姆。在中国,我们只要记起曹大家的汉书,苏若兰的回文,徐淑、蔡文姬、左九嫔的词藻,武明曌的升仙太子碑,李若兰、鱼玄机的诗,李清照、朱淑真的词,明文氏的九骚——哪一个不是照耀百世的奇才异禀。  这固然是,但就人类更宽更大的活动方面看,女性有什么可以自傲的?有女莎士比亚女司马迁吗?有女牛顿女倍根吗?  有女柏拉图女但丁吗?就说到狭义的文艺,女性的成绩比到男性的还不是培蝼比到泰山吗?你怪得男性傲慢,女性气馁吗?  在英国乃至在全欧洲,奥斯丁以前可以说女性没有一个成家的作者。从依利萨伯到法国革命查考得到的女子作品只是小诗与故事。就中国论,清朝一代相近三百年间的女作家,按新近钱单夫人的《清闺秀艺文略》看,可查考的有二千三百十二人之多,但这数目,按胡适之先生的统计,只有百分之一的作品是关于学问,例如考据历史、算学、医术,就那也说不上有什么重要的贡献,此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诗词一类的文学,而且妙的地方是这些诗集诗卷的题名,除了风花雪月一类的风雅,都是带着虚心道歉的意味,仿佛她们都不敢自信女子有公然著作成书的特权似的,都得声明这是她们正业以外的闲情,本算不上什么似的,因之不是绣余,就是爨余,不是红余,就是针余,不是脂余梭余,就是织余绮余(陈圆圆的职业特别些,她的词集叫《舞余词》),要不然就是焚余烬余未焚未烧未定一类的通套,再不然就是断肠泪稿一流的悲苦字样。(除了秋瑾的口气那是不同些)情形是如此,你怪得男性的自美,女性的气短吗?  但这文化史上女性远不如男性的情形自有种种的解释,自然的趋势,男性当然不能借此来证明女子的能力根本不如男子,女性也不能完成推托到男性有意的压迫。谁要奇怪女性的迟缓,要问何以女权论要等到玛丽乌尔夫顿克辣夫德方有具体的陈词,只须记得人权论本身也要到相差不远的日子才出世。人的思想的能力是奇怪的,有时他连窜带跳的在短时期内发见了很多,例如希腊黄金时代与近一百五十年来的欧洲,有时睡梦迷糊的在长时期一无新鲜,例如欧洲的中世纪或中国的明代。它不动的时候就像是冬天,一切都是静定的无生气的,就像是生命再不会回来,但它一动的时候那就比是春雷的一震,转眼间就是蓬勃绚烂的春时。在欧洲从亚理斯多德直到卢梭乃至叔本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承认男女的不平等是当然的,绝对不值得并且也无从研究的;即使偶有几个天才不容自掩的女子,在中国我们叫作才女,那还是客气的,如同叫长花毛的鸭作锦鸡,在欧洲百年前叫做蓝袜子,那就不免有嘲笑的意思。但自从约翰弥勒纯正通达论妇女论的大文出世以来,在理论上所有女性不如男性或是女性不能和男性享受平等机会以及共同负责文化社会的生存与进步的种种谬见、偏见与迷信都一齐从此失去了根据,在事实上在这百年来女性自强的努力也已经显明的证明,女性只要有同等的机会不论在哪样事情上都不能比男性不如;人类的前途展开了一个伟大的新的希望,就是此后文化的发展是两性共同的企业,不再是以前似的单性的活动。在这百年来虽则在别的方面人类依然不免继续他们的谬误、愚蠢、固执、迷信,但这百余年是可纪念的因为这至少是一个女性开始光荣的世纪。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在法律与道德上,在理论方面,至少女性已经争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地位。在事实上,女子的职业一天增多一天,我们现在不易想象一种职业男性可以胜任而女性不能的——也许除了实际的上战场去打仗,但这项职业我们都希望将来有完全淘汰的一天,我们决不希望温柔的女性在任何情形下转变成善斗杀的凶恶。文学与艺术不用说,女子是早就占有地位的,但近百年来的扩大也是够惊人的。诗人就说白郎宁夫人、罗刹蒂小姐、梅耐儿夫人三个名字已经是够辉煌的。小说更不用说,英美的出版界已有女作家超过男作家的趋势,在品质方面一如数量。I.A.George Eliot,George Sand,BrontёSisters,近时如曼殊斐儿、薇金娜吴尔夫等等都是卓成家为文学史上增加光彩的作者。演剧方面如沙拉贝娜,Duse,Ellen Terry,都是人类永久不可磨灭的记忆。论跳舞,女子的贡献更分明的超过男子,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男性的Isadora Duncan.音乐、画、雕刻,女子的出人头地的也在天天的加多,科学与哲学,向来是男性的专业,但跟着教育的发展女子的贡献也在日渐的继长增高。你们只须记起M adame Curie就可以无愧。讲到学问,现在有哪一门女子提不起来的。  但这情形,就按最先进几国说,至多也不过一百年来的事,然而成绩已有如此的可观。再过了两千年,我想,男子多半再不敢对女子表示性的傲慢。将来的女子自会有她们的莎士比亚、倍根、亚理斯多德、卢梭,正如她们在帝王中有过依利萨伯、武则天,在诗人中有过白郎宁、罗刹蒂,在小说家中有过奥斯丁与白龙德姊妹。我们虽则不敢预言女性竟可以有完全超越男性的一天,但我们很可以放心的相信此后女性对文化的贡献比现在总可以超过无量倍数,倒男子要担心到他的权威有摇动的危险的一天。  但这当然是说得很远的话。按目前情形,尤其是中国的,我们一方面固然感到女子在学问事业日渐进步的兴奋与快慰,但同时我们也深刻的感觉到种种阻碍的势力,还是很活动的在着。我们在东方几乎事事是落后的,尤其是女子,因为历史长,所以习惯深,习惯深所以解放更觉费力。不说别的,中国女子先就忍就了几千年身体方面绝无理性可说的束缚,所以人家的解放是从思想作起点,我们先得从身体解放起。我们的脚还是昨天放开的,我们的胸还是正在开放中。事实上固然这一代的青年已经不至感受身体方面的束缚,但不幸长时期的压迫或束缚是要影响到血液与神经的组织的本体的。即如说脚,你们现有的固然是极秀美的天足,但你们的血液与纤维中,难免还留着几十代缠足的鬼影。又如你们的胸部虽已在解放中,但我知道有的年轻姑娘们还不免感到这解放是一种可羞的不便。所以单说身体,恐怕也得至少到你们的再下去三四代才能完全实现解放,恢复自然发长的愉快与美。身体方面已然如此,别的更不用说了。再说一个女子当然还不免做妻做母,单就生产一件事说,男性就可以无忌惮的对女性说“这你总逃不了,总不能叫我来替代你吧”!事实上的确有无数本来在学问或事业上已经走上路的女子,为了做妻做母的不可避免临了只能自愿或不自愿的牺牲光荣的成就的希望。这层的阻碍说要能完全去除,当然是不可能,但按现今种种的发明与社会组织与制度逐渐趋向合理的情形看,我们很可以设想这天然阻碍的不方便性消解到最低限度的一天。有了节育的方法,比如说,你就不必有生育,除了你自愿,如此一个女子很容易在她几十年的生活中匀出几个短期间来尽她对人类的责任。还有将来家庭的组织也一定与现在的不同,趋势是在去除种种不必要精力的消耗(如同美国就有新法的合作家庭,女子管家的担负不定比男子的重,彼此一样可以进行各人的事业)。所以问题倒不在这方面。成问题的是女子心理上母性的牢不可破,那与男子的父性是相差得太远了。我来举一个例。近代最有名的跳舞家Isadora Duncan在她的自传里说她初次生产时的心理,我觉得她说得非常的真。  在初怀孕时她觉得处处的不方便,她本是把她的艺术——舞——看得比她的生命都更重要的,她觉得这生产的牺牲是太无谓了。尤其是在生产时感到极度的痛苦时(她的是难产)她是恨极了上帝叫女人担负这惨毒的义务;她差一点死了。但等到她的孩子一下地,等到看护把一个稀小的喷香的小东西偎到她身旁去吃奶时,她的快乐,她的感激,她的兴奋,她的母爱的激发,她说,简直是不可名状。在那时间她觉得生命的神奇与意义——这无上的创造——是绝对盖倒一切的,这一相比她原来看作比生命更重要的艺术顿时显得又小又浅,几于是无所谓的了。  在那时间把性的意识完全盖没了后天的艺术家的意识。上帝得了胜了!这,我说,才真是成问题,倒不在事实上三两个月的身体的不便。这根蒂深而力道强的母性当然是人生的神秘与美的一个重要成分,但它多少总不免阻碍女子个人事业的进展。  所以按理论说男女的机会是实在不易说成完全平等的,天生不是一个样子你有什么办法?但我们也只能说到此因为在一个女子,母的人格,母性的实现,按理是不应得与她个人的人格、个性的实现相冲突的。除了在不合理的或迷信打底的社会组织里,一个女子做了妻母再不能兼顾别的,她尽可以同时兼顾两种以上的资格,正如一个男子的父性并不妨害他的个性。  就说Duncan,她不能不说是一个母性特强(因为情感富强)的一个女子,但她事实上并不曾为恋爱与生育而至放弃她的艺术的追求。她一样完成了她的艺术。此外做女子的不方便当然比男子的多,但那些都是比较不重要的。  我们国内的新女子是在一天天可辨认的长成,从数千年来有形与无形的束缚与压迫中渐次透出性灵与身体的美与力,像一支在箨里中透露着的新笋。有形的阻碍,虽则多,虽则强有力,还是比较容易克除的,无形的阻碍,心理上,意识与潜意识的阻碍,倒反需要更长时间与努力方有解脱的可能。分析的说,现社会的种种都还是不适宜于我们新女子的长成的。我再说一个例,比如演戏,你认识戏的重要,知道它的力量。你也知道你有舞台表演的天赋。那为你自己,为社会,你就得上舞台演戏去不是?这时候你就逢到了阻力。积极的或许你家庭的守旧与固执。消极的或许你觅不到相当的同志与机会。这些就算都让你过去,你现在到了另一个难关。有一个戏非你充不可,比如说,那碰巧是个坏人,那是说按人事上习惯的评判,在表现艺术上是没有这种区分的,艺术须要你做,但你开始踌躇了。  说一个实例,新近南国社演的《沙乐美》,那不是一个贞女,也不是一个节妇。有一位俞女士,她是名门世家的一位小姐,去担任主角。她只知道她当前表现的责任。事实上她居然排除了不少的阻难而登台演那戏了。有一晚她正演到要热慕的叫着“约翰我要亲你的嘴”,她瞥见她的母亲坐在池子里前排瞪着怒眼望着她,她顿时萎了,原来有热有力的音声与诗句几于嗫嚅的勉强说过了算完事。她觉得她再也鼓不住她为艺术的一往的勇气,在她母亲怒目的一视中,艺术家的她又萎成了名门世家事事依傍着爱母的小姐——艺术失败了!习惯胜利了!  所以我说这类无形的阻碍力量有时更比有形的大。方才说的无非是现成的一个例。在今日一个女子向前走一个步都得有极大的决心和用力,要不然你非但不上前,你难说还向后退——根性、习惯、环境的势力,种种都牵掣着你,阻拦着你。但你们各个人的成就或败于未来完全性的新女子的实现都有关系。你多用一分力,多打破一个阻碍,你就多帮助一分,多便利一分新女子的产生。简单说,新女子与旧女子的不同是一个程度,不定是种类的不同。要做一个新女子,做一个艺术家或事业家,要充分发展你的天赋,实现你的个性,你并没有必要不做你父母的好女儿,你丈夫的好妻子,或是你儿女的好母亲——这并不一定相冲突的(我说不一定因为在这发轫时期难免有各种牺牲的必要,那全在你自己判清了利弊来下决断)。  分别是在旧观念是要求你做一个扁人,纸剪似的没有厚度没有血脉流通的活性,新观念是要你做一个真的活人,有血有气有肌肉有生命有完全性的!这有完全性要紧——的一个个人。这分别是够大的,虽则话听来不出奇。旧观念叫你准备做妻做母,新观念并不不叫你准备做妻做母,但在此外先要你准备做人,做你自己。从这个观点出发,别的事情当然都换了透视。我看古代留传下来的女作家有一个有趣味的现象。她们多半会写诗,就是说拿她们的心思写成可诵的文句。按传说说,至少一个女子的文才多半是有一种防身作用,比如现在上海有钱人穿的铁马甲。从《周南》的蔡人妻作的“茀菅三章”,《召南》申人女“行露三章”《卫》共姜“柏舟诗”,《陈风》“墓门”,陶婴“黄鹄歌”,宋韩凭妻“南山有乌”句乃至罗敷女“陌上桑”,都是全凭编了几句诗歌,而得幸免男性的侵淩的。还有卓文君写了“白头吟”,司马相如即不娶姨太太,苏若兰制了回文诗,扶风窦滔也就送掉他的宠妾。唐朝有几个宫妃在红叶上题了诗从御沟里放流出外因而得到夫婿的。(“一入深宫里,无由得见春。题诗花叶上,寄与接流人。”)此外更有多少女子作品不是慕就是怨。如是看来文学之于古代妇女多少都是于她们婚姻问题发生密切关系的。这本来是,有人或许说,就现在女子念书的还不是都为写情书的准备,许多人家把女孩送进学校的意思还不无非是为了擡高她在婚姻市场上的卖价?这类情形当然应得书篇似的翻阅过去,如其我们盼望新女子及早可以出世。  这态度与目标的转变是重要的。旧女子的弄文墨多少是一种不必要的装饰;新女子的求学问应分是一种发见个性必要的过程。旧女子的写诗词多少是抒写她们私人遭际与偶尔的情感;新女子的志向应分是与男子共同继承并且继续生产人类全部的文化产业。旧女子的字业是承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大条件而后红着脸做的事情,因而绣余炊余一流的道歉;新女子的志愿是要为报复那一句促狭的造孽格言而努力给男性一个不容否认的反证。旧女子有才学的理想是李易安的早年的生涯——当然不一定指她的“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一类的艳思——嫁一个风流跌宕一如赵明诚公子的夫婿(“赖有闺房如学舍,一编横放两人看”)过一些风流而兼风雅的日子,新女子——我们当然不能不许她私下期望一个风流的有情郎(“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但我们却同时期望她虽则身体与心肠的温柔都给了她的郎,她的天才她的能力却得贡献给社会与人类。                   十二月十五日                   (原载1929年lOJl《新月》第2卷第8期) 
2017-5-2 15:59:24 徐志摩 次阅读 0条评论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我们又来犯大不韪了!叔本华的妇女论是一篇无忌惮的“毁文”,他的古怪脾气,他的偏僻性,他的厌世观,他的打破偶像主义,都在这篇短文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泄。      哲学家的头脑不是平常人的头脑;他的视觉,比如诗人与艺术家的,也不止是平常人的视觉。在我们肉眼看来,椅子只是椅子,一只猫就是一只猫;在哲学家看来,椅子却不仅是椅子,他要问他自己关于椅子同时又绝对不关椅子种种古怪问题,在不能得到满意答复以前他是不曾舒服的。     “什么是椅子?”“为什么一只椅子不是一只猫,一只猫又不是一只狗?”这还是比较简单的。哲学家就比是顶顽皮的孩子,什么东西一到他的手就保不周全,虽则他把东西拆烂了心里还不一定痛快,不过总比不拆好些就是。     偌大一个宇宙,这样复杂的生的现象,都经不起那哲学家大孩子的拆,要不了几分钟,整体的宇宙与人生都没了;很多次他自己怀疑到正在运思中的脑袋,他得往墙上碰出口里一声啊唷来才能无条件的相信他自身的存在。但他们的顽皮还不止单纯的破坏;他们还想来把他们拆烂了的断片按着自己意思重新给造起来,那才是我们觉得哲学家们真正麻烦讨人厌的地方。  白马就是白马,白玉就是白玉好了;即使你说骑在胯下的那匹白马实在是在你自己的心里,实在没有这样东西,那也还不要紧;不,他偏要来无中生有的从白马与白玉与白什么的句里面抽出一个白的性来,叫做白性。这来就是无穷麻烦的开场。因此就有了种种的人生观、宇宙观,你的放不进我的里面去,他的也放不进你的里面去,你说他的没有上底,他说我的漏了缝盛不了水,彼此谁都不肯让谁,大家挤在怪作祟的文字的暗弄里巴望发现发亮。中国哲学家离不了他的性与道,西洋的玄学家离不了他的什么实在论与认识论。我们凡人头脑简单的实在是摸不清这个有趣的麻烦,跟不上这热闹。有一天我在洋车上与一个朋友无意中说洋话,却不道恼了拉车的那位先生,他扯过头来说:“先生,你们说的是什么话呀?我们真的听不懂啊!”我想我们也很想扯过头去对哲学家们说一样的话:“先生,你们说的是什么话呀?我们真的听不懂啊!”但同时我们却不疑惑他们的确是比我们聪明,他们的话里不能完全没有道理,犹之拉车的对着坐车的也总有相当的佩服。所以每回一个哲学家的腔调能够放平我我们平常人听得懂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肯失掉机会的。  叔本华就是这样一个哲学家。他的话至少有时不至于过分的高深,他居然能体谅我们的浅陋,不来成天嘛咪叭咪哄的吓诃我们乡曲。并且他不仅用比较明显的文字来说明他的“系统”。他居然大讲讨论过女人来的。  尼采说他不能设想一个有太太的哲学家。不,我们简直不能设想一个与任何女人发生任何关系的哲学家。至少在这一点他得“超人”。他是单身站在一个高峰的顶上,男女性的云霞却在山腰里涌着,永远沾不着地。苏格拉底斯过了性欲年纪,有人去吊唁他的不幸,他回答说假如一个人在老虎的利爪下逃了命,你们吊他还是贺他。英国的边沁活到八十多,只学会了斗着小猫玩。康得,卢梭叫他“寇尼市贝格的老太监”不用说,更是一辈子碰不到女人。斯宾塞也是一个老童男。尼采自己也只会击剑与喝啤酒。叔本华更寒伧,整天在法郎克福德城里带着一只小狗(人家叫它“小叔本华”)飞快的走路。哲学家有太太的当然也不少,比如海格尔、休谟,但都是循规蹈矩的,我们很少听见正宗的哲学家有什么艳迹,除非你也算上从前的卢骚,那是到处碰钉子的,与现在的卢梭,他是出名的Lady ki- ller哲学家很少直接讨论女人的。希腊人论恋爱,永远是同性恋,不关女人的事。中世纪的哲学家都是和尚,他们怕女人抢他们的灵魂正如他们怕老虎吃他们的肉。女人,在古代,在中世纪,只当得是女人;山里有老虎,草里有蛇,世界上有女人,再没有讨论的余地。罗马的屋维特,不错,讲过女人,但他在这里也只是个唯实主义者,他的Amores是与叶德辉先生编的“双梅景闇丛书”同性质的著述,并且屋维特是诗人的分类多。  女性好像是诗人们的专利,哲学家是没分的。他们因为缺乏经验,也就没得话说。在他们有相当经验的时候,他们看作不够重要,不值得认真的讨论。叔本华第一个破例。并且也不是因为他的女性的经验,一定比那“寇尼市贝格的老太监”高明多少,他比众不同的只是他的坏脾气;也算是女性该晦气,叫他消化不良时做的一篇短文骂一个透彻。叔本华是悲观哲学的近祖(什么哲学的远祖都得到希腊去寻);他只认痛苦是实在,快乐只是痛苦的缺席;他奖励自杀,这是从印度来的,从身体的毁灭中求灵的解脱;女人,不消说,他当然看作一种必要的恶业,有人说他的悲观哲学是完全从他早年恋爱失败里来的,我却不曾查考过他是否有过任何的恋爱经验。他的宇宙的中心是他自己,周围也是他自己;他只有他自己。他的虚荣是磅礴的。他一辈子没有密切的朋友,男女都没有,自己的娘与妹子都与他吵断到死不见面的。谁都跟他合不上,除了他的小狗。他就会怪人,前半世不曾出名的时候。他就成天抱怨社会不认识他的天才,后半世还是成天抱怨,怨社会对他的恭维不够过他的瘾。他咒诅生命,同时他自己最最怕死,一小点子危险的影子就可以赶他远远的逃命。他的同行嫉妒是不能信的;他骂海格尔、菲希德诸家的话,永远是他自身的大污点。  为了小小的事情他有一次发了大脾气,把一个女人从屋子里直摔出去,成了残疾,结果招了好几年的官司,还得养老她终身。  像卢骚一样,他也叫“自馁隐组”(Inferiority complex,我随便翻的)追了他一辈子。  这是我们的哲学家,肆意毁谤女性的哲学家,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大胆。我不知道当时的反响怎样。反正他的脑袋没有叫女权论者打扁;德国的妇女终究还是温和的。不;叔本华倒反因此得了读者们的殊宠,到如今还是的,西欧哪一个有知识的女子不曾笑吟吟朗诵过他的大文。尼采说,每回你去接近女人,不要忘了带一根鞭子。有地方男人不打女人是没有感情的确证。英国爱看萧伯纳的戏也是同一心理作用——骂得舒服。但这也不全是的,叔本华与萧伯纳会得写文章是真的。  在他的意志论,他的康得哲学批评,一类文章再没有人请教的时候,他的妇女论还是可诵的,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把它译登的本意。慰慈的译文并不怎样仔细,他本来自己加上一段道歉的话,并且警告缺少幽默的读者不必冒生气的险。但高等教育的一个凭据,骞司特登说,是不仅捱人家不生气,并且会得自骂自己不生气。我们盼望我们的男女读者都有某程度的幽默,不至于对六十年前的死老儿闹不实际的意义。  叔本华的女性观察,当然不仅十分的过火,并且有地方是不对的。但他在他那时期,在他那一级社会里的妇女,我们可以推想的确是给他骂苦了——全骂着了。我是相信进化原则的,人类不论男女当然不是完全的,但他是可进化的,并且历史的看的确是进化的,我们现有的文化,不容讳言,确是完全男性的事业。女性是叫男性压着的,全世界都是的,不仅中国。但这近百年却大大的换样了。不仅在学理上我们对女性的根本观念完全的改变了,不仅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改变了,不仅她的人格在人类所有活动里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认识,并且女子们实际上已经给了我们可惊的成绩,在学识上,在事业上,甚至于在创作的艺术界里(一个嘴巴给我们的哲学家,他说女子不但不能创作并且不能领会艺术)。我们已经眼见着伟大的女科学家、女学问家、女音乐家、女画家、女雕刻家、女诗人、女小说家,甚至女政治家、女法律家,在任何智力与创造力的活动里,她们已经充分证明她们的能耐,在一切压迫的势力让步的时候。跟着这智力的增加与灵性的扩大,她们原先在不平等甚至野蛮的社会状况底下养成的习惯与性情,也当然经受了极大的变化。所以叔本华那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节帐看,他这里结束了欧洲封建遗蜕的社会里的妇女——不负责任,没有公德心,孩子气,欺骗,作伪,见识浅薄,奢华,琐碎,虚荣心,嫉妒等等——此后却开始了一个新的光荣的妇女的纪元。这也是我们中国现代社会可以借镜的一篇文章,我们不妨拿我们在北京看得见的社交妇女去比较叔本华当初骂而完全骂着的欧洲妇女,看是否在他们已经僵成化石的在我们还是亭亭的鲜艳的花草,看是否在他们已经渐次完全脱离的缺陷的女性在我们正在尽情的仿制;同时我们也应得想想在他们已经实现的女性的尊严与天才在我们这里有影子见着了没有;在他们女性新得的权利是她们应得的权利,能耐与成绩公正的报酬,在我们是否还不免是不应分的要求。  新近卢梭夫人勃兰克女士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哈哀贝希亚》(Hypatia,中世纪一个被判异端烧死的一个女学者),总结这百年来女性的成绩与此后的希望(许已见中译,如未颇值得译)。  提倡女权的小说家乔治(W.L 1 George)也出一书单叫《女人》,极同情极精湛的一篇论文,讲尼采哲学的鲁屠维基(Ludovlci),也有论妇女将来的新书,比较的有“反革命性”。又有一个奥国怪人叫Otto Weininger,十九岁(他二十三岁就死了)写的一本《性与品》Sex and Character)听说见解极怪,那又是骂女人的,一点是说女人是没有灵魂的(他是天主教)。但这一点并不新奇,百年前悲观派诗人理巴第(Leopardi)早就说过,他说因此男子最高的精神性恋爱,比如丹德的,女子就永远不能领会。  (原刊1925年10月14日《晨报副刊》) 
2017-5-2 15:58:56 徐志摩 次阅读 0条评论
我们病了怎么办-徐志摩

我们病了怎么办-徐志摩

       “在理想的社会中,我想,”西滢。在闲话里说“医生的进款应当与人们的康健做正比例。他们应当像保险公司一样,保证他们的顾客的健全,一有了病就应当罚金或赔偿的。”在撒牟勃德腊(Samuel Butler)的乌托邦里,生病只当作犯罪看待,疗治的场所是监狱,不是医院,那是留着伺候犯罪人的。       真的为什么人们要生病,自己不受用,旁人也麻烦?我有时看了不知病痛的猫狗们的快乐自在,便不禁回想到我们这造孽的文明的人类,且不说那尾巴不曾蜕化的远祖,就说湘西的苗子,太平洋群岛上的保立尼新人之类,他们所知道所受用的健康与安逸,已不是我们所谓文明人所能梦想。咳,堕落的人们,病痛变了你们的本分,至于健康,那是例外的例外了!  不妨事,你说,病了有医,有药,怕什么的?看近代的医学、药学够多么飞快的进步?就北京说吧,顶体面顶费钱的屋子是什么?医院!顶体面顶赚钱的职业是什么?医生!设备、手术、调理、取费,没一样不是上乘!病,病怕什么的——只要你有钱,更好你兼有势!  是的,我们对科学,尤其是对医学的信仰,是无涯涘的;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凡是有哀皮西脑筋的,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医者意也”是一句古话;但得进了现代的大医院,我们才懂得那话的意思。  多谢那些平均算一秒钟滚进一只金元宝之类的大大王们,他们有了钱设法用就想“留芳”,正如做皇帝的想成仙,拿了无数的钱分到苦恼的半开化的民族的国度里,造教堂推广福音来救度他们的病痛。而且这也不是白来;他们往回收的不是名,就是利,很多时候是名利双收。为什么不,我有了钱也这么来。  我个人向来也是无条件信仰西洋医学,崇拜外国医院的,但新近接连听着许多话不由我不开始疑问了。我只说疑问,不说停止崇拜,那还远着哪。在北京有的医院别号是“高等台基”,有的雅称是某大学分院,这已够新鲜,但还不妨事,医院是医院的机关,只要它这一点能名副其实的做到,你管得它其他附带的作用。但在事实上可巧它们往往是在最主要的功用上使我们失望,那是我们为全社会计,为它们自身名誉计,有时不得不出声来提醒它们一声。我们只说提醒,决不敢用忠告甚至警告责备一类的字样;因为我们怎能不感念他们在这里方便我们的好意?  我们提另来说协和。因为协和,就我所知道的,岂不是在本城的医院中算是资本最雄厚,设备最丰富,人才最济济的一个机关?并且它也是在办事上最认真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相信。它一年所花的钱,一年所医治的人,虽则我不知实在,想来一定是可惊的数目。但我们要看看它的成绩。说来也怪,也许原因是人们的本性是忘恩,也许它的“人缘”特别不佳,凡是请教过协和的病人,就我所知,简直可说是一致,也许多少不一,有怨言。这怨言的性质却不一致,综了说有这几种:                   (一)种族界限                   这是说看病先看你脸皮是白是黄:凡是外国人,说句公平话,他们所得的待遇就应有尽有,一点也不含糊,但要是不幸你是黄脸的,那就得趁大夫们的高兴了,他们爱怎么样理你就怎么样理你。据说院内雇用的中国人,上自助手下至打扫的,都在说这话——中外国病人的分别大著哪!原来是,这是有根据的,诺狄克民优胜的谬见一天不打破,我们就得一天忍受这类不平等的待遇。外国医院设在中国的,第一个目的当然是伺候外国人,轮得着你们,已算是好了,谁叫你们自不争气,有病人自己不会医!                   (二)势力分别                   同是中国人,还有分别;但这分别又是理由极充分的;有钱有势的病人照例得着上等的待遇,普通乃至贫苦的病人只当得病人看。这是人类的通性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有表见的,谁来低哆谁就没有幽默,虽则在理论上说,至少医院似乎应分是“一视同仁”的。我们听见过进院的产妇放在屋子里没有人顾问,到时候小孩子自己下来了,医生还不到一类的故事!                   (三)科学精神                   这是说拿病人当试验晶,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检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  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那也有理,但在这类情形之下,西滢在他的闲话说得趣,付钱的应分是医院,不该是病人!                   (四)大意疏忽                   一般人的逻辑是不准确的,他们往往因为一个医生偶尔的疏忽便断定他所代表的学理与方法是要不得的。很多人从极细小题外的原因推定科学的不成立。这是危险的。就医病说,从新医术跳回党参、黄岐,从党参黄岐跳回祝由科符水,从符水到请猪头烧纸,是常见的事;我们忧心文明,期望“进步”的不该奖励这类“开倒车”的趋向。但同时不幸对科学有责任的新派大夫们,偏容易大意,结果是多少误事。查验的疏忽,诊断的错误,手术的马虎,在在是使病人失望的原因。但医院是何等事,一举措间的分别可以交关人命,我们即使大量,也不能忍受无谓的灾殃。  最近一个农业大学学生的死,据报载是:(一)原因于不及时医治;(二)原因于手术时不慎致病菌入血。这类的情形我们如何能不抗议?  再如梁任公先生这次的白丢腰子,几乎是太笑话了。梁先生受手术之前,见着他的知道,精神够多健旺,面色够光采。  协和最能干的大夫替他下了不容疑义的诊断,说割了一个腰子病就去根。腰子割了,病没有割。那么病原在牙;再割牙,从一根割起割到七根,病还是没有割。那么病在胃吧;饿瘪了试试——人瘪了,病还是没有瘪!那究竟为什么出血呢?最后的答话其实是太妙了,说是无原因的出血:Essential Hoematuria.所以闹了半天的发见是既不是肾脏肿疡(Kidney Farmour),又不是齿牙一类的作祟;原因是无原因的!我们是完全外行,怎懂得这其中的玄妙,内行错了也只许内行批评,哪轮着外行多嘴!但这是协和的责任心。这是他们的见解,他们的本领手段J后面附着梁仲策先生的笔记,关于这次医治的始末,尤其是当事人的态度,记述甚详,不少耐人寻味的地方,你们自己看去,我不来多加案语。但一点是分明的,协和当事人免不了诊断疏忽的责备。我们并不完全因为梁先生是梁先生所以特别提出讨论,但这次因为是梁先生在协和已经是特别卖力气,结果尚不免几乎出大乱子,我们对于协和的信仰,至少我个人的,多少不免有修正的必要了。“尽信医则不如无医”,诚哉是言也!但我们却不愿一班人因此而发生出轨的感想:就是对医学乃至科学本身怀疑,那是错了,当事人也许有时没交代,但近代医学是有交代的,我们决不能混为一谈。并且外行终究是外行,难说梁先生这次的经过,在当事人自有一种折服人的说法,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  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原刊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 
2017-5-2 15:58:33 徐志摩 次阅读 0条评论
吸烟与文化(牛津)-徐志摩

吸烟与文化(牛津)-徐志摩

     一                   牛津是世界上名声压得倒人的一个学府。牛津的秘密是它的导师制。导师的秘密,按利卡克克教授说,是“对准了他的徒弟们抽烟”。真的,在牛津或康桥地方要找一个不吸烟的学生是很费事的——先生更不用提。学会抽烟,学会沙发上古怪的坐法,学会半吞半吐的谈话——大学教育就够格儿了。“牛津人”、“康桥人”:还不彀中吗?我如其有钱办学堂的话,利卡克说,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是造一间吸烟室,其次造宿舍,再次造图书室;真要到了有钱没地方花的时候再来造课堂。                                    二                   怪不得有人就会说,原来英国学生就会吃烟,就会懒惰。  臭绅士的架子!臭架子的绅士!难怪我们这年头背心上刺刺的老不舒服,原来我们中间也来了几个叫土巴菰烟臭熏出来的破绅士!  这年头说话得谨慎些。提起英国就犯嫌疑。贵族主义!帝国主义!走狗!挖个坑埋了他!  实际上事情可不这么简单。侵略、压迫,该咒是一件事,别的事情可不跟着走。至少我们得承认英国,就它本身说,是一个站得住的国家,英国人是有出息的民族。它的是有组织的生活,它的是有活气的文化。我们也得承认牛津或是康桥至少是一个十分可羡慕的学府,它们是英国文化生活的娘胎。多少伟大的政治家、学者、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是这两个学府的产儿——烟味儿给熏出来的。                                    三                   利卡克的话不完全是俏皮话。“抽烟主义”是值得研究的。  但吸烟室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烟斗里如何抽得出文化真髓来?  对准了学生抽烟怎样是英国教育的秘密?利卡克先生没有描写牛津、康桥生活的真相;他只这么说,他不曾说出一个所以然来。许有人愿意听听的,我想。我也叫名在英国念过两年书,大部分的时间在康桥。但严格的说,我还是不够资格的。我当初并不是像我的朋友温源宁先生似的出了大金镑正式去请教熏烟的:我只是个,比方说,烤小半熟的白薯,离着焦味儿透香还正远哪。但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在美国有整两年,在英国也算是整两年。在美国我忙的是上课,听讲,写考卷,龈橡皮糖,看电影,赌咒,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转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神的时候也还是那原封没有动;但如其我在美国时候不曾通窍,我在康桥的日子至少自己明白了原先只是一肚子颟顸。这分别不能算小。  我早想谈谈康桥,对它我有的是无限的柔情。但我又怕亵渎了它似的始终不曾出口。这年头!只要“贵族教育”一个无意识的口号就可以把牛顿、达尔文、米尔顿、拜伦、华茨华斯、阿诺尔德、纽门、罗刹蒂、格兰士顿等等所从来的母校一下抹煞。再说年来交通便利了,各式各种日新月异的教育原理教育新制翩翩的从各方向的外洋飞到中华,哪还容得厨房老过四百年墙壁上爬满骚胡髭一类藤萝的老书院一起来上讲坛?                                    四                   但另换一个方向看去,我们也见到少数有见地的人再也看不过国内高等教育的混沌现象,想跳开了蹂烂的道儿,回头另寻新路走去。向外望去,现成有牛津、康桥青藤缭绕的学院招着你微笑;回头望去,五老峰下飞泉声中白鹿洞一类的书院瞅着你惆怅。这浪漫的思乡病跟着现代教育丑化的程度在少数人的心中一天深似一天。这机械性、买卖性的教育够腻烦了,我们说。我们也要几间满沿着爬山虎的高雪克屋子来安息我们的灵性,我们说。我们也要一个绝对闲暇的环境好容我们的心智自由的发展去,我们说。  林玉堂先生在《现代评论》登过一篇文章谈他的教育的理想。新近任叔永先生与他的夫人陈衡哲女士也发表了他们的教育的理想。林先生的意思约莫记得是相仿效牛津一类学府;陈、任两位是要恢复书院制的精神。这两篇文章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陈、任两位的具体提议,但因为开倒车走回头路分明是不合时宜,他们几位的意思并不曾得到期望的回响。想来现在的学者们大忙了,寻饭吃的、做官的,当革命领袖的,谁都不得闲,谁都不愿闲,结果当然没有人来关心什么纯粹教育(不含任何动机的学问)或是人格教育。这是个可憾的现象。  我自己也是深感这浪漫的思乡病的一个;我只要                   草青人远,一流冷涧……                   但我们这想望的境界有容我们达到的一天吗?                   十五年一月十四日                   (原刊1926年10月1日《晨报副刊》,收入《巴黎的鳞爪》) 
2017-5-2 15:58:4 徐志摩 次阅读 0条评论
秋-徐志摩

秋-徐志摩

       两年前,在北京,有一次,也是这么一个秋风生动的日子,我把一个人的感想比作落叶,从生命那树上掉下来的叶子。落叶,不错,是衰败和凋零的象征,它的情调几乎是悲哀的。但是那些在半空里飘摇,在街道上颠倒的小树叶儿,也未尝没有它们的妩媚,它们的颜色,它们的意味,在少数有心人看来,它们在这宇宙间并不是完全没有地位的。“多谢你们的摧残,使我们得到解放,得到自由。     ”它们仿佛对无情的秋风说:“劳驾你们了,把我们踹成粉,蹂成泥,使我们得到解脱,实现消灭,”它们又仿佛对不经心的人们这么说。因为看着,在春风回来的那一天,这叫卑微的生命的种子又会从冰封的泥土里翻成一个新鲜的世界。它们的力量,虽则是看不见,可是不容疑惑的。  我那是感着的沉闷,真是一种不可形容的沉闷。它仿佛是一座大山,我整个的生命叫它压在底下。我那是的思想简直是毒的,我有一首诗,题目就叫《毒药》,开头的两行是——                   今天不是,我唱歌的日子,我口边涎着狞恶的冷笑,不是我说笑的日子,我胸怀间插着发冷光的刀剑;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像是坟堆里的夜枭,因为人间巳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责问他的仇人,因为一切的恩已经让路一切的怨。                   我借这一首不成形的咒诅的诗,发泄了成一腔的闷气,但我却并不绝望,并不悲观,在极深刻的沉闷的底里,我那时还摸着了希望。所以我在《婴儿》——那首不成形诗的最后一节——那诗的后段,在描写一个产妇在她生产的受罪中,还能含有希望的句子。  在我那时带有预言性的想象中,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  因此我在那篇《落叶》的末尾,我还有勇气来对待人生的挑战,郑重地宣告一个态度,高声的喊一声“Ever lasting Yea”。  “Everlasting Yea”:“Everlasting Yea”一年,一年,又过去了两年。这两年间我那时的想望实现了没有?那伟大的“婴儿”有出世了没有?我们的受罪取得了认识与价值没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还只是那一大堆丑陋的蛮肿的沉闷,压得瘪人的沉闷,笼盖着我的思想,我的生命。它在我经络里,在我的血液里。我不能抵抗,我再没有力量。  我们靠着维持我们生命的不仅是面包。不仅是饭,我们靠着活命的,是一个诗人的话,是情爱、敬仰心、希望。“We Live by love,admiration and hope”这话又包涵一个条件,就是说这世界这人类能承受我们的爱,值得我们的敬仰,容许我们的希望的。但现代是什么光景?人性的表现,我们看得见听得到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我们都不是外人,用不着掩饰,实在也无从掩饰,这里没有什么人性的表现,除了丑恶、下流、黑暗。太丑恶了,我们火热的胸膛里有爱不能爱,太下流了,我们有敬仰心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们要希望也无从希望。  太阳给天狗吃了去,我们只能在无边的黑暗中沉默着,永远的沉默着!这仿佛是经过一次强烈的地震的。悲惨,思想、感情、人格,全给震成了无可收拾的断片,也不成系统,再也不得连贯,再也没有发现。但你们在这个时候要我来讲话,这使我感着一种异样的难受。难受,因为我自身的悲惨。难受,尤其因为我感到你们的邀请不止是一个寻常讲话的邀请,你们来邀我,当然不是要什么现成的主义,那我是外行,也不为什么专门的学识,那我是草包,你们明知我是一个诗人,他的家当,除了几座空中的楼阁,至多只是一颗热烈的心。你们邀我来也许在你们中间也有同我一样感到这时代的悲哀,一种不可解脱不能摆脱的况味,所以要我这同是这悲哀沉闷中的同志来,希冀万一,可以给你们打几个幽默的比喻,说一点笑话,给一点子安慰,有这么小小的一半个时辰,彼此可以在同情的温暖中忘却了时间的冷酷。因此我踌躇,我来怕没有什么交代,不来又于心不安。我也曾想选几个离着实际的人生较远些的事儿来和你们谈谈,但是相信我,朋友们,这念头是枉然的,因为不论你思想的起点是星光是月是蝴蝶,只一转身,又逢着了人生的基本问题,冷森森的竖着像是几座拦路的墓碑。  不,我们躲不了它们:关于这时代人生的问号,小的、大的、歪的、正的,像蝴蝶的绕满了我们的周遭。正如在两年前它们逼迫我宣告一个坚决的态度,今天它们还是逼迫着要我来表示一个坚决的态度。也好,我想,这是我再来清理一次我的思想的机会,在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解决人生问题时,我们只能承认失败。但我们当前的问题究竟是些什么?如其它们有力量压倒我们,我们至少也得擡起头来认一认我们敌人的面目。再说譬如医病,我们先得看清是什么病而后用药,才可以有希望治病。说我们是有病,那是无可置疑的。但病在哪一部,最重要的征候是什么,我们却不一定答得上。至少,各人有各人的答案,决不会一致的。就说这时代的烦闷:烦闷也不能凭空来的不是?它也得有种种造成它的原因,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查个明白。换句话说,我们先得确定我们的问题,然后再试第二步的解决。也许在分析我们病症的研究中,某种对症的医法,就会不期然的显现。我们来试试看。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一班乐观派的先生们冷眼的看着我们好笑。他们笑我们无事忙,谈什么人生,谈什么根本问题。  人生根本就没有问题,这都那玄学鬼钻进了懒惰人的脑筋里在那里不相干的捣玄虚来了!做人就是做人,重在这做字上。你天性喜欢工业,你去找工程事情做去就得。你爱谈整理国故,你寻你的国故整理去就得。工作,更多的工作,是唯一的福音。  把你的脑力精神一齐放在你愿意做的工作上,你就不会轻易发挥感伤主义,你就不会无病呻吟,你只要尽力去工作,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这话初听倒是又生辣又干脆的,本来末,有什么问题,做你的工好了,何必自寻烦恼J但是你仔细一想的时候,这明白晓畅的福音还是有漏洞的。固然这时代很多的呻吟只是懒鬼的装病,或是虚幻的想象,但我们因此就能说这时代本来是健全的,所谓病痛所谓烦恼无非是心理作用了吗?固然当初德国有一个大诗人,他的伟大的天才使他在什么心智的活动中都找到趣味,他在科学实验室里工作得厌倦了,他就跑出来带住一个女性就发迷,西洋人说的“跌进了恋爱”;回头他又厌倦了或是失恋了,只一感到烦恼,或悲哀的压迫,他又赶快飞进了他的实验室,关上了门,也关上了他自己的感情的门,又潜心他的科学研究去了。在他,所谓工作确是一种救济,一种关栏,一种调剂,但我们怎能比得?我们一班青年感情和理智还不能分清的时候,如何能有这样伟大的克制的工夫?所以我们还得来研究我们自身的病痛,想法可能的补救。  并且这工作论是实际上不可能的。因为假如社会的组织,果然能容得我们各人从各人的心愿选定各人的工作并且有机会继续从事这部分的工作,那还不是一个黄金时代?“民各其业,安其生”。还有什么问题可谈的?现代是这样一个时候吗?商人能安心做他的生意,学生能安心读他的书,文学家能安心做他的文学吗?正因为。这时代从思想起,什么事情都颠倒了,混乱了,所以才会发生这普通的烦闷病,所以才有问题,否则认真吃饱了饭没有事做,大家甘心自寻烦恼不成。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病症。  第一个显明的症候是混乱。一个人群社会的存在与进行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种种体力与智力的活动的和谐的合作,在这诸种活动中的总线索,总指挥,是无形迹可寻的思想,我们简直可以说哲理的思想,它顺着时代或领着时代规定人类努力的方面,并且在可能时给它一种解释,一种价值的估定与意义的发见。思想是一个使命,是引导人类从非意识的以至无意识的活动进化到有意识的活动,这点子意识性的认识与觉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光荣的一种胜利,也是最透彻的一种快乐。果然是这部分哲理的思想,统辖得往这人群社会全体的活动,这社会就上了正轨;反面说,这部分思想要是失去了它那总指挥的地位,那就坏了,种种体力和智力的活动,就随时随地有发生冲突的可能,这重心的抽去是种种不平衡现象主要的原因。  现在的中国就吃亏在没有了这个重心,结果什么都豁了边,都不合式了。我们这老大国家,说也可惨,在这百年来,根本就没有思想可说。从安逸到宽松,从怠惰到着忙,从着忙到瞎闯,从瞎闯到混乱,这几个形容词我想可以概括近百年来中国的思想史,——简单说,它完全放弃了总指挥的地位,没有了统系,没有了目标,没有了和谐,结果是现代的中国:一团混乱。  混乱,混乱,哪儿都是的。因为思想的无能,所以引起种种混乱的现象,这是一步。再从这种种的混乱,更影响到思想本体,使它也传染了这混乱。好比一个人因为身体软弱才受外感,得了种种的病,这病的蔓延又回过来销蚀病人有限的精力,使他变成更软弱了,这是第二步。经济,政治,社会,哪儿不是蹊跷,哪儿不是混乱?这影响到个人方面是理智与感情的不平衡,感情不受理智的节制就是意气,意气永远是浮的,浅的,无结果的;因为意气占了上风,结果是错误的活动。为了不曾辨认清楚的目标,我们的文人变成了政客,研究科学的,做了非科学的官,学生抛弃了学问的寻求,工人做了野心家的牺牲。这种种混乱现象影响到我们青年是造成烦闷心理的原因的一个。  这一个征候——混乱——又过渡到第二个征候——变态。  什么是人群社会的常态?人群是感情的结合。虽则尽有好奇的思想家告诉我们人是互杀互害的,或是人的团结是基本于怕惧的本能,虽则就在有秩序上轨道的社会里,我们也看得见恶性的表现,我们还是相信社会的纪纲是靠著积极的感情来维系的。  这是说在一常态社会天平上,爱情的分量一定超过仇恨的分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过互害互杀的现象。但在一个社会没有了负有指导使命的思想的中心的情形之下,种种离奇的变态的现象,都是可能的产生了。  一个社会不能供给正常的职业时,它即使有严厉的法令,也不能禁止盗匪的横行。一个社会不能保障安全,奖励恒业恒心,结果原来正当的商人,都变成了拿妻子生命财产来做买空卖空的投机家。我们只要翻开我们的日报:就可以知道这现代的社会是常态是变态。拢统一点说,他们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可分,一个是执行恐怖的主体,强盗、军队、土匪、绑匪、政客、野心的政治家,所有得势的投机家都是的,他们实行的,不论明的暗的,直接间接都是一种恐怖主义。还有一个是被恐怖的。  前一阶级永远拿着杀人的利器或是类似的东西在威吓着,压迫着,要求满足他们的私欲,后一阶级永远在地上爬着,发着抖,喊救命,这不是变态吗?这变态的现象表现在思想上就是种种荒谬的主义离奇的主张。拢统说,我们现在听得见的主义主张,除了平庸不足道的,大就是计算领着我们向死路上走的。这不是变态吗?  这种种的变态现象影响到我们青年,又是造成烦闷心理的原因的一个。  这混乱与变态的观众又协同造成了第三种的现象——一切标准的颠倒。人类的生活的条件,不仅仅是衣食住:“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一讲到人道,就不能脱离相当的道德观念。这比是无形的空气,他的清鲜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必要条件。我们不能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我们真生命的寄托决不在单纯的衣食间。我们崇拜英雄——广义的英雄——因为在他们事业上表现的品性里,我们可以感到精神的满足与灵感,鼓舞我们更高尚的天性,勇敢的发挥人道的伟大。你崇拜你的爱人,因为她代表的是女性的美德。你崇拜当代的政治家,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无私心的努力。你崇拜思想家,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寻求真理的勇敢。这崇拜的涵义就是标准。时代的风尚尽管变迁,但道义的标准是永远不动摇的。这些道义的准则,我们向时代要求的是随时给我们这些道义准则的具体的表现。仿佛是在渺茫的人生道上给悬着几颗照路的明星。但现在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何尝没有热烈的崇拜心?我们何尝不在这一件那一件事上,或是这一个人物那一个人物的身上安放过我们迫切的期望。但是,但是,还用我说吗!有哪一件事不使我们重大的迷惑,失望,悲伤?说到人的方面,哪有比普通的人格的破产更可悲悼的?在不知哪一种魔鬼主义的秋风里,我们眼见我们心目中的偶像败叶似的一个个全掉了下来!眼见一个个道义的标准,都叫丑恶的人格给沾上了不可清洗的污秽!标准是没有了的。这种种道德方面人格方面颠倒的现象,影响到我们青年,又是造成烦闷心理的原因的一个。  跟着这种种症候还有一个惊心的现象,是一般创作活动的消沉,这也是当然的结果。因为文艺创作活动的条件是和平有秩序的社会状态,常态的生活,以及理想主义的根据。我们现在却只有混乱、变态,以及精神生活的破产。这仿佛是拿毒药放进了人生的泉源,从这里流出来的思想,哪还有什么真善美的表现?  这时代病的症候是说不尽的,这是最复杂的一种病,但单就我们上面说到的几点看来,我们似乎已经可以采得一点消息,至少我个人是这么想。——那一点消息就是生命的枯窘,或是活力的衰耗。我们所以得病是为我们生活的组织上缺少了思想的重心,它的使命是领导与指挥。但这又为什么呢?我的解释,是我们这民族已经到了一个活力枯窘的时期。生命之流的本身,已经是近于干涸了:再加之我们现得的病,又是直接克伐生命本体的致命症候,我们怎能受得住?这话可又讲远了,但又不能不从本原上讲起。我们第一要记得我们这民族是老得不堪的一个民族。我们知道什么东西都有它天限的寿命;一种树只能青多少年,过了这期限就得衰,一种花也只能开几度花,过此就为死(虽则从另一种看法,它们都是永生的,因为它们本身虽得死,它们的种子还是有机会继续发长)。我们这棵树在人类的树林里,已经算得是寿命极长的了。我们的血统比较又是纯粹的,就连我们的近邻西藏满蒙的民族都等于不和我们混合。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历来因为四民制的结果,士之子恒为士,商之子恒为商,思想这任务完全为士民阶级的专利,又因为经济制度的关系,活力最充足的农民简直没有机会读书,因为士民阶级形成了一种孤单的地位。我们要知道知识是一种堕落,尤其从活力的观点看,这士民阶级是特别堕落的一个阶级,再加之我们旧教育观念的偏窄,单就知识论,我们思想本能活动的范围简直是荒谬的狭小。我们只有几本书,一套无生命的陈腐的文学,是我们唯一的工具。这情形就比是本来是一个海湾,和大海是相通的,但后来因为沙地的胀起,这一湾水渐渐隔离它所从来的海,而更成了湖。这湖原先也许还承受得着几股山水的来源,但后来又经过陵谷的变迁,这部分的来源也断绝了,结果这湖又干成一只小潭,乃至一小潭的止水,长满了青苔与萍梗,纯迟迟的眼看得见就可以完全干涸了去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受教育的士民阶级的相仿情形。现在所谓知识亦无非是这潭死水里的比较泥草松动些风来还多少吹得绉的一洼臭水,别瞧它矜矜自喜,可怜它能有多少前程?还能有多少生命?  所以我们这病,虽则症候不止一种,虽然看来复杂,归根只是中医所谓气血两亏的一种本原病。我们现在所感觉的烦闷,也只见沉浸在这一洼离死不远的臭水里的气闷,还有什么可说的?水因为不流所以滋生了草,这水草的胀性,又帮助浸干这有限的水。同样的,我们的活力因为断绝了来源,所以发生了种种本原性的病症,这些病又回过来侵蚀本源,帮助消尽这点仅存的活力。  病性既是如此,那不是完全绝望了吗?  那也不是这么容易。一棵大树的凋零,一个民族的衰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们当然还是要命。只是怎么要法,是我们的问题。我说过我们的病根是在失去于思想的重心,那又是原因于活力的单薄。在事实上,我们这读书阶级形成了一种极孤单的状况,一来因为阶级关系它和民族里活力最充足的农民阶级完全隔绝了,二来因为畸形教育以及社会的风尚的结果,它在生活方面是极端的城市化、腐化、奢侈化、惰化,完全脱离了大自然健全的影响变成自蚀的一种蛀虫,在智力活动方面,只偏向于纤巧的浅薄的诡辩的乃至于程式化的一道,再没有创造的力量的表示,渐次的完全失去了它自身的尊严以及统辖领导全社会活动的无上的权威。这一没有了统帅,种种紊乱的现象就都跟着来了。  这畸形的发展是值得寻味的。一方面你有你的读书阶级,中了过度文明的毒,一天一天往腐化僵化的方向走,但你却不能否认它智力的发达,只因为道义标准的颠倒以及理想主义的缺乏,它的活动也全不是在正理上。就说这一堂的翩翩年少——尤其是文化最发旺的江浙的青年,十个虑有九个是弱不禁风的。但问题还不:全在体力的单薄,尤其是智力活动本身是有了病,它只有毒性的戟刺,没有健全的来源,没有天然的资养。  纤巧的新奇的思想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要的是从丰满的生命与强健的活力里流露出来纯正的健全的思想,那才是有力量的思想。  同时我们再看看占我们民族十分之八九的农民阶级。他们生活的简单,脑筋的简单,感情的简单,意识的疏浅,文化的定位,几于使他们形成一种仅仅有生物作用的人类。他们的肌肉是发达的,他们是能工作的,但因为教育的不普及,他们智力的活动简直的没有机会,结果按照生物学的公例,因无用而退化,他们的脑筋简直不行的了。乡下的孩子当然比城市的孩子不灵,粗人的子弟当然比上不书香人的子弟,这是一定的。  但我们现在为救这文化的性命,非得赶快就有健全的活力来补充我们受足了过度文明的毒的读书阶级不可。也有人说这读书阶级是不可救药的了,希望如其有,是在我们民族里还未经开化的农民阶级。我的意思是我们应得利用这部分未开凿的精力来补充我们开凿过分的士民阶级。讲到实施,第一得先打破这无形的阶级界限以及省分界限。通婚和婚是必要的,比较的说,广东、湖南乃至北方人比江浙人健全得多,乡下人比城里人健全得多,所以江浙人和北方人非得尽量的通婚,城市人非得与农人尽量的通婚不可。但是这话说着容易,实际上是极困难的。  讲到结婚,谁愿意放弃自身的艳福,为的是渺茫的民族的前途上,哪一个翩翩的少年甘心放着窈窕风流的江南女郎不要,而去乡村找粗蠢的大姑娘作配,谁肯不就近结识血统逼近的姨妹表妹乃至于同学妹,而肯远去异乡到口音不相通的外省人中间去寻配偶?这是难的,我知道。但希望并不见完全没有——这希望完全是在教育上。第一我们得赶快认清这时代病无非是一种本原病,什么混乱的变态的现象,都无非是显示生命的缺乏。这种种病,又都就是直接克伐生命的,所以我们为要文化与思想的健全,不能不想方法开通路子,使这几洼孤立的呆定的死水重复得到天然泉水的接济,重复灵活起来,一切的障碍与淤塞自然会得消灭——思想非得直接从生命的本体里热烈的迸裂出来才有力量,才是力量。这过度文明的人种非得带它回到生命的本源上去不可,它非得重新生过根不可。按着这个目标,我们在教育上就不能不极力推广教育的机会到健全的农民阶级里去,同时奖励阶级间的通婚。假如国家的力量可以干涉到个人婚姻的话,我们仅可以用强迫的方法叫你们这些翩翩的少年都去娶乡下大姑娘子,而同时把我们窈窕风流的女郎去嫁给农民做媳妇。况且谁都知道,我们现在择偶的标准本身就是不健全的。女人要嫁给金钱、奢侈、虚荣、女性的男子;男人的口味也是同样的不妥当。什么都是不健全的,喔,这毒气充塞的文明社会!在我们理想实现的那一天,我们这文化如其有救的话,将来的青年男女一定可以兼有士民与农民的特长,体力与智力得到均平的发展,从这类健全的生命树上,我们可以盼望吃得着美丽鲜甜的思想的果子!  至于我们个人方面,我也有一部分的意见,只是今天时光局促了怕没有机会发挥,但总结一句话,我们要认清我们是什么病,这病毒是在我们一个个你我的身体上,血液里,无容讳言的。只要我们不认错了病多少总有办法。我的意见是要多多接近自然,因为自然是健全的纯正的影响,这里面有无穷尽性灵的资养与启发与灵感。这完全靠我们各个自觉的修养。我们先得要立志不做时代和时光的奴隶,我们要做我们思想和生命的主人,这暂时的沉闷决不能压倒我们的理想,我们正应得感谢这深刻的沉闷,因为在这里,我们才感悟着一些自度的消息,如我方才说的,我们还是得努力,我们还是得坚持,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正如我两年前《落叶》的结束是喊一声Everla- sting Yea,我今天还是要你们跟着我来喊一声Everlasting Yea.(原刊《秋》,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11月初版) 
2017-5-2 15:57:37 徐志摩 次阅读 0条评论
再论自杀-徐志摩

再论自杀-徐志摩

      陈衡哲女士来信:                   志摩:到京后尚不曾以只字奉助,惭愧得很。但你们的副刊真不错,我读了叔本华的《妇女论》,张陈两先生的苏俄论辩,以及你和孟和先生的论自杀,都感觉到一种激刺,觉得非也说两句话不行。这三个题目岂不都是很值得讨论的吗?但苏俄及妇女论的两个题目太大了;虽然他们都在逼着我讲话,但我却尚只得忍耐着。现在且抄一首关于自杀的旧作给你和副刊的读者看看。你我当记得,叔永的兄弟任季彭,是为袁世凯要作皇帝,投入西湖的葛洪井而死的。这首诗是我对于这件事的一点意见;这个意思至今还不曾改变。请你注意,我的着眼处,乃在自杀的愿念;因为自杀的愿念,未必定等于自杀的行为。比如无此愿念而愿效此行为,则结果便不免要如钱牧斋的闹笑话;有此愿念而暂时无此行为,则结果即不能杀身成仁,至少也能增加不少无畏的精神,至少可以不怕死。此意不知你与孟和先生以为何如?原诗附后。衡哲谨白吾闻任子,愤世自裁。任子如未死,今日此生当属谁?浏阳谭子昔有言:“吾死者屡今幸存,此生不应复我有。”生非我有无我相,何汤不赴火不走?  呜呼!自杀之行不足羡,自杀之愿乃可念:譬如人人皆能怀愿如任子,世又安有畏葸之细士?  我不很明白陈女士这里“自杀的愿念”的意义。乡下人家的养媳妇叫婆婆咒了一顿就想跳河死去;这算不算自杀的愿念?  做生意破了产没面目见人想服毒自尽;这是不是自杀的愿念?  有印度人赤着身子去喂恒河里的鳄鱼;有在普渡山舍身岩上跳下去粉身碎骨的;有跟着皇帝死为了丈夫死的各种尽忠与殉节;有文学里维特的自杀;奥赛洛误杀了玳思玳蒙娜的自杀,露米欧殉情的自杀,玖丽亚从棺材里醒过来后的自杀……如其自杀的意义只是自动的生命的舍弃,那上面约举的各种全是自杀,从养媳妇跳河起到玖丽亚服毒止,全是的。但这中间的分别多大:乡下死了一个养媳妇我们至多觉着她死得可怜,或是我们听得某处出了节烈,我们不仅觉得怜,并且觉得愤:“呒,礼教又吃了一条命!”但我们在莎士比亚戏里看到玖丽亚的自杀或是在葛德的小说里看到维特的自杀,我们受感动(天生永远不会受感动的人那就没法想,而且这类快活人世上也不少!)  的部分不是我们浮面的情感,更不是我们的理智,而是我们轻易不露面的一点子性灵。在这种境地一切纯理的准绳与判断完全失却了效用,像山脚下的矮树永远够不到山顶上吞吐的白云。  玖丽亚也许痴。但她不得不死,假如玖丽亚从棺材里醒回来见露米欧毒死在她的身旁她要是爬了起来回家另听父母替她择配去,你看客答应不答应?虽则你明知道(在想象中)那样可爱一个女孩白白死了是怪可惜的——社会的损失!再比如维特也许傻,真傻,但他,缚住在他的热情的逻辑内,也不得不死,假如维特是孟和先生理想的合理的爱者而不是葛德把他写成那样热情的爱者,他在得到了夏洛德真爱他的凭据(一度亲吻)以后,就该堂皇的要求她的丈夫正式离婚,或是想法叫夏洛德跟他私奔,成全她们俩在地面上的恋爱——你答应不答应?办法当然是办法,但维特却不成“维特”丁,葛德那本小书,假如换一个更“合理”的结局,我们可以断言,当年就不会轰动全欧,此时也决不会牢牢的留传在人的记忆中了。  所以自杀照我看是决不可以一概论的,虽则它那行为结果只是断绝一个身体的生命。自杀的动机与性质太不同了,有的是完全愚暗,有的是部分思想不清,有的是纯感情作用,有的殉教,有的殉礼,有的殉懦怯,有的殉主义。有的我们绝对鄙薄,有的我们怜悯,有的使我们悲愤,有的使我们崇拜。有的连累自杀者的家庭或社会;有的形成人类永久的灵感。“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这一句话概括尽了。  但是我们还不曾讨论出我们应得拿什么标准去评判自杀。  陶孟和先生似乎主张以自杀能否感化社会为标准(消极的自杀当然是单纯懦怯,不成问题)。陈衡哲女士似乎主张自杀的发愿或发心在当事人有提高品格的影响。我答陶先生的话是社会是根本不能感化的,圣人早已死完了,我们活着都无能为力。何况断气以后,陶先生的话对的。陈女士的发愿说亦似不尽然。  你说曾经想自杀而不能实行的人,就会比从没有想过自杀的人不怕死,更有胆量?我说不敢肯定这一说。就说我自己,并且我想在这时代十个里至少九个半的青年,曾经不但想而且实际准备过自杀,还不止一次;但却不敢自信我们因此就在道德上升了格。不再是“畏葸的细士”。不,我想单这发愿是不够的,并且我们还得看为什么发愿。要不然乡下养媳妇几乎没有不想寻死过的,这也是发愿,可有什么价值?反面说,玖丽亚与维特事前并不存心死,他们都要认真的活,但他们所处的境地连着他们特有的思想的逻辑逼迫他们最后的舍生,他们也就不沾恋,我们旁观人感受的是一种纯精神性的感奋,道德性的你也可以说,但在这里你就说不上发愿不发愿。热恋中人思想的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我到生命里来求爱,现在我在某人身上发见了一生的大愿,但为某种不可克胜的阻力我不能在活着时实现我的心愿,因此我勉强活着是痛苦,不如到死的境界里去求平安,我就自杀吧。他死因为他到了某时候某境地在他是不得不死。同样的,你一生的大愿如其是忠君或是爱国,或是别的什么,你事实上思想上找不到出路时你就望最消极或是最积极的方向——死——走去完事。  这里我想我们得到了一点评判的消息。就是自杀不仅必得是有意识的,而且在自杀者必定得在他的思想上达到一个“不得不”的境界,然后这自杀才值得我们同情的考量。这有意识的涵义就是自杀动机相对的纯粹性,就是自杀者是否凭借自杀的手段去达到他要的“有甚于生”的那一点。我同‘隋梁巨川先生的自杀就为在他的遗集里我发见他的自杀不仅是有意识的,而且在他的思想上的确达到了一个“不得不”的境界。此外愤世类的自杀,乃至存心感化类的自杀我都看不出许可的理由,而且我怕我们只能看作一种消极的自杀,借口头的饰词自掩背后或许不可告人的动机——因为老实说,活比死难得多,我们不能轻易奖励避难就易的行为,这一点我与孟和先生完全同意。  (原刊1925年10月24日《晨报副刊》,收入《落叶》 
2017-5-2 15:57:17 徐志摩 次阅读 0条评论
论自杀-徐志摩

论自杀-徐志摩

      一读桂林梁巨川先生遗书                   前七前也是这秋叶初焦的日子,在城北积水潭边一家临湖的小阁上伏处着一个六十老人;到深夜里邻家还望得见他独自挑着荧荧的灯火,在那小楼上伏案疾书。  有一天破晓时他独自开门出去,投入净业湖的波心里淹死了。那位自杀的老先生就是桂林梁巨川先生,他的遗书新近由他的哲嗣焕鼐与漱冥两先生印成六卷共四册,分送各公共阅览机关与他们的亲友。  遗书第一卷是“遗笔汇存”,就是巨川先生成仁前分致亲友的绝笔,共有十七缄,原迹现存彭冀仲先生别墅楼中(我想一部分应归京师图书馆或将来国立古物院保存),这里有影印的十五缄;遗书第二卷是先生少时自勉的日记(“感呚山房日记”节钞一卷);第三卷“侍疾日记”是先生侍疾他的老太太时的笔录;第四卷是辛亥年的奏疏与民国初年的公牍;第五卷“伏卵录”是先生从学的劄记;末第六卷“别竹辞花记”是先生决心就义前在缨子胡同手建的本宅里回念身世的杂记二十余则,有以“而今不可得矣”句作束的多条。  梁巨川先生的自杀在当时就震动社会的注意。这是昌言打破偶像主义与打破礼教束缚的新青年,也表示对死者相当的敬意,不完全驳斥他的自杀行为。陈独秀先生说他“总算是为救济社会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旧历史上真是有数人物……言行一致的……身殉了他的主义”,陶孟和先生在那篇《论自杀》是完全一个社会学者的看法;他的态度是严格批评的。陶先生分明是不赞成他自杀的;他说他“政治观念不清,竟至误送性命,够怎样的危险啊!”陶先生把性命看得很重。“自杀的结果是损失一个生命,并且使死者之亲族陷于穷困……影响是及于社会的。”一个社会学家分明不能容许连累社会的自杀行为。  “但是梁先生深信自杀可以唤起国民的爱国心”:“为唤醒国民的自杀”,陶先生那篇论文的结句说,“是借着断绝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岂能有效力吗?”  “岂能有效力吗”?巨川先生去世以来整整有七年了。我敢说我们都还记得曾经有这么一回事。他为什么要自杀?一般人的答话,我猜想,一定说他是尽忠清室,再没有别的了。清室!什么清室!今天故宫博物院展览,你去了没有?坤寿宫里有溥仪太太的相片,长得真不错,还有她的亲笔英文,你都看了没有?那老头多傻!这二十世纪还来尽忠!白白的淹死了一条老命!  同时让我们来听听巨川自表的话:——我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  殉清又何言非本位?曰义者天地间不可歇绝之物,所以保全自身之人格,培补社会之元气,当引为自身当行之事,非因外势之牵迫而为也……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收买,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辛亥之役无捐躯者为历史缺憾,数年默审于心,今更得正确理由,曰不实行共和爱民之政(口言平民主义之官僚锦衣玉食威福自雄视人民皆为奴隶民德堕落民生蹙穷南北分裂实在不成事体),辜负清廷禅让之心。遂于戊午年十月初六夜或初七晨赴积水潭南岸大柳根一带身死……  由这几节里,我们可以看出巨川先生的自杀,决不是单纯的“尽忠”;即使是尽忠,也是尽忠于世道(他自己说)。换句话说,他老先生实在再也看不过革命以来实行的,也最流行的不要脸主义;他活着没法子帮忙,所以决意牺牲自己的性命,给这时代一个警告,一个抗议。“所欲有甚于生者”,是他总结他的决心的一句话。  这里面有消息,巨川先生的学力、智力,在他的遗著里可以看出,决不是寻常的;他的思想也绝对不能说叫旧礼教的迷信束缚住了的。不,甚至他的政治观念,虽则不怎样精密,怎样高深,却不能说他(像陶先生说他)是“不清”,因而“误送了命”。不;如其曾经有一个人分析他自己的情感与思路的究竟,得到不可避免自杀的结论,因而从容的死去,那个人就是梁巨川先生。他并不曾“误送了”他的命。我们可以相信即使梁先生当时暂缓他的自杀,去进大学校的法科,理清他所有的政治观念(我敢说梁先生就在老年,他的理智摄收力也决不比一个普通法科学生差);——结果积水潭大柳根一带还是他的葬身地。  这因为他全体思想的背后还闪亮着一点不可错误的什么——随你叫他“天理”、“养”、信念、理想,或是康得的道德范畴——就是孟子说的“甚于生”的那一点,在无形中制定了他最后的惨死,这无形的一点什么,决不是教科书知识所可淹没,更不是寻常教育所能启发的。前天我正在讲起一民族的国民性,我说“到了非常的时候它的伟大的不灭的部分,就在少数或是甚至一二人的人格里,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错误的表现……因此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诞生出一两个最知耻的个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黄梨洲一流人。在他们几位先贤,不比当代看得见的一群遗老与新少,忠君爱国一类的观念脱卸了肤浅字面的意义,却取得了一种永久的象征的意义,……他们是为他们的民族争人格,争‘人之所以为人’……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我写那一段的时候并不曾想起梁巨川先生的烈迹,却不意今天在他的言行里(我还是初次拜读他的遗著)找到了一个完全的现成的例证。因此我觉得我们不能不尊敬梁巨川自杀的那件事实,正因为我们尊敬的不是他的单纯自杀行为的本体,而是那事实所表现的一点子精神。“为唤醒国民的自杀”,陶孟和先生说,“是借着断绝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粗看这话似乎很对,但是话里有语病,就是陶先生拢统的拿生命一个字代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那话里的第一个生命里指个人躯壳的生存,那是迟早有止境的,他的第二个生命是指民族或社会全体灵性的或精神的生命,那是没有寄居的躯壳同时却是永生不灭的。至于实际上有效力没有效力,那是另外一件事又当别论的。但在社会学家科学的立场看来,他竟许根本否认有精神生命这回事,他批评一切行为的标准,只是它影响社会肉眼看得见暂时的效果;我们不能不羡慕他的人生观的简单、舒服、便利,同时却不敢随声附和。当年钱牧斋也曾立定主意殉国,他雇了一只小船,满载着他的亲友,摇到河身宽阔处死去,但当他走上船头先用手探入河水的时候他忽然发明“水原来是这样冷的”的一个真理,他就赶快缩回了温暖的船舱,原船摇了回去。他的常识多充足,他的头脑多清明!还有吴梅村也曾在梁上挂好上吊的绳子,自己爬上了一张桌子正要把脖子套进绳圈去的时候,他的妻子家人跪在地下的哭声居然把他生生的救了下来。那时候吴老先生的念头,我想竟许与陶先生那篇论文里的一个见解完全吻合:“自杀的结果是损失一个生命,并且使死者的亲属陷于穷困之影响是及于社会的”,还是收拾起梁上的绳子好好伴太太吃饭去吧。这来社会学者的头脑真的完全占了实际的胜利,不曾误送人命哩!  固然像钱吴一流人本来就没有高尚的品格与独立的思想,他们的行为也只是陶先生所谓方式的,即使当时钱老先生没有怪嫌水冷居然淹了进去,或是吴先生硬得过妻子们的哭声,居然把他的脖子套进了绳圈去勒死了——他们的自杀也只当得自杀,只当得与殉夫殉贞节一例看,本身就没有多大精神的价值,更说不上增加民族的精神的生命。但他们这要死又缩回来不死,可真成了笑话——不论它怎样暗合现代社会学家合理的论断。  顺便我倒又想起一个近例。就比如蔡孑民先生在彭允彝时代宣言,并且实行他的不合作主义,退出了混浊的北京,到今天还淹留在外国。当初有人批评他那是消极的行为。胡适之先生就在《努力》上发表了一篇极有精彩的文章——《蔡元培是消极吗?》——说明蔡先生的态度正是在那时情况下可能的积极态度,涵有进取的,抗议的精神,正是昏朦时代的一声警钟。  就实际看,蔡先生这走的确并不曾发生怎样看得见的效力;现在的政治能比彭允彝时期清明多少是问题,现在的大学能比蔡先生在时干净多少是问题。不,蔡先生的不合作行为并不曾发生什么社会的效果。但是因此我们就能断定蔡先生的出走,就比如梁巨川先生的自杀,是错误吗?不,至少我一个人不这么想。我当时也在《努力》上说了话,我说“蔡元培所以是个南边人说的‘戆大’,愚不可及的一个书呆子,卑污苟且社会里的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所以他的话是没有人能懂的;他的行为只有极少数人——如真有——敢表同情的;他的主张,他的理想,尤其是一盆飞旺的炭火,大家怕炙手,如何敢去抓呢?”“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不合作”,“为保持人格起见”,“生平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这些话有多少人能懂,有多少人敢懂?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者非失败不可,因为理想主义者总是失败的。若然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失败——那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希望了。  我先前这样想,现在还是这样想。归根一句话,人的行为是不可以一概论的;有的,例如梁巨川先生的自杀,甚至蔡先生的不合作,是精神性的行为,它的起源与所能发生的效果,决不是我们常识所能测量,更不是什么社会的或是科学的评价标准所能批判的。在我们一班信仰(你可以说迷信)精神生命的痴人,在我们还有寸土可守的日子,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的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二再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                   志摩:                   你未免太挖苦社会学的看法了。我的那篇没有什么价值的旧作是不是社会学的或科学的看法,且不必管,但是你若说社会学家科学的人生观是“简单”、“舒服”、“便利”,我却不敢随声附和,我有点替社会科学抱不平。我现在还没有工夫替社会科学做辨护人,我且先替我自己说几句吧。  在我读你的在今日(十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的大作之先,我也正读了梁漱冥先生送给我的那部遗书。我这次读了巨川先生的年谱,辛壬类稿的跋语、伏卵录、别竹辞花记几种以后,我对于巨川先生坚强不拔的品格,谨慎廉洁的操行,忠于戚友的热诚,益加佩服。在现在一切事物都商业化的时代里,竟有巨川先生这样的人,实在是稀有的现象。我虽然十分的敬重巨川先生,我虽然希望自己还有旁人都能像巨川先生那样的律己,对于父母、家庭、朋友、国家或主义那样的忠诚,但是我总觉得自杀不应该是他老先生所采的办法。  志摩,你将来对于自杀或者还有什么深微奥妙的见解,像我这样浅见的人,总以为自杀并不是挽救世道人心的手段。我所不赞成的是消极的自杀,不是死。假使一个人为了一个信仰,被世人杀死,那是一个奋斗的殉道者的光荣的死,这是我所钦佩的。假使一个人因为自己的信仰,不为世人所信从,竟自己将自己的生命断送,这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是失败后的愤激的手段,虽然自杀者自己常声明说这个死是为的要唤醒同胞。假使一个医生因为设法支配微生物,反为微生物侵入身体内部而死,这是科学家牺牲的精神,这是最可景仰的行为。假使一个军官因为他的军人都不听从他的命令,他想要用他的自己的死感化他们,叫他们听从,这未免有点方法错误。我觉得巨川先生的死是这一类。  为唤醒一个人,一个与自己极有关系的人,用“尸谏”或者可以一时的有效。至于挽回世道人心总不是尸谏所能奏功的。  世界上曾有一个大教主是用死完成他的大功业的,他就是耶稣。但是耶稣并不是自杀。他的在十字架上的死,是证明他的卫道的忠心,而他的徒弟们采用唯理的解释法说他是为人类赎罪孽。  —般的说宋,物理的生命是心理的生命的一个主要条件。  没有身体哪里还有理想呢?诚然的,在世界上也常有身体消灭反能使理想生存的时候。苏格拉底饮鸩而哲学的思想大昌。文天祥遇害而忠气亘古今。但是所谓“杀身成仁”只限于杀身是奋斗的必不可免的结果的时候。杀身有种种的情形,有种种的方法,绝不是凡是杀身都是成仁的,更不是成仁必须杀身的。  但是,志摩: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见解就是爱惜生命,而不爱惜主义或理想。爱惜生命正是因为爱惜一种主义。志摩:假使你有一个理想是你认为在你的生命的价值以上无数倍的,你怎样想得到那个理想?你用自杀的方法去得到那个理想呢?  你还是活着用种种的方法去得到那个理想呢?假使你——或随便一个男子恋爱了一个女子,好像丹梯的爱毗亚特里斯,或哥德小说中少年维持的爱夏罗特(我举这个例,但是不要忘记维特的苦恼不过是一本小说,并且他的恋爱又有复杂的情形),这个男子用自杀的方法赢取那女子的爱呢,还是用种种恋爱的行为与表示去赢取那女子的爱呢?这个男子在有的时候或者以为即使他自己失去了生命,果然那女子能对于他有爱意,他也情愿,他也就达到了他的理想,但是像我这样的俗人,你或者称为——个功利主义者,总觉得这不过是失望者的自己安慰自己,与恋爱的本意不同。  我也并不是根本的反对自杀,我承认各人有自杀的自由,但是如以改良社会,挽回世道人心或忠于一种主义、信仰,或精神的生命为志愿,便不应该自杀,因为自杀与这些种志愿是相矛盾的。凡是志愿必须活着的人努力才有达到的希望,如巨川先生一生高洁的救世的行为尚不能唤起多入的注意与摹仿,他老先生的一死会可以唤醒全世人吗?即使他老先生的自杀一时的可以警醒了许多人,那也不过是一般人一时的感情的表现,人类本能的爱惜生命的感情的表现,又于世道人心有什么关系呢?无论巨川先生的志愿是救世,或是醒世,都必须积极努力,以本人为始,联合无数人努力的做去。救世或醒世没有捷径的,只有持久不懈的努力。我钦佩巨川先生之余还不得不说他老先生的自杀实是一个遗憾。这或者是因为我曾进过大学法科的缘故!                   孟和十月十二日                   陶孟和先生是我们朋辈中的一位隐士:他的家远在北新桥的北面;要不是我前天无意中从尘封的书堆里检出他的旧文来与他挑衅,他的矜贵的墨沈是不易滴落到宣武门外来的。我想我们都很乐意有机会得读陶先生的文章,他的思路的清澈与他文体的从容永远是读者们的一个有利益的愉快。这里再用不着我的不识趣的蛇足。我也不须答辩;陶先生大部分的见解都是我最同意的。活着努力,活着奋斗,陶先生这样说,我也这样说。我又不是干傻子,谁来提倡死了再去奋斗?——除非地下的世界与地上的世界同样的不完全。不,陶先生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自杀是“改良社会,挽回世道人心”的一个合理办法。  我只说梁巨川先生见到了一点,使他不得不自杀;并且在他,这消极的手段的确表现了他的积极的目的;至于实际社会的效果,不但陶先生看不见,就我同情他自杀的一个也是一样的看不见。我的信仰,我也不怕陶先生与读者们笑话,我自认永远在虚无缥缈间。                   志摩附言                   (原刊1925年10月12日《晨报副刊》,收入《落叶》) 
2017-5-2 15:56:48 徐志摩 次阅读 0条评论
求医-徐志摩

求医-徐志摩

       To understand that the sky is everywhere blue,it Is not necessary to have travelled all round the world——Gonthe                   新近有一个老朋友来看我,在我寓里住了好几天。彼此好久没有机会谈天,偶尔通信也只泛泛的;他只从旁人的传说中听到我生活的梗概,又从他所听到的推想及我更深一义的生活的大致。他早把我看作“丢了”。谁说空闲时间不能离间朋友间的相知?但这一次彼此又捡起了,理清了早年息息相通的线索,这是一个愉快!单说一件事:他看看我四月间副刊上的两篇“自剖”,他说他也有文章做了,他要写一篇“剖志摩的自剖”。  他却不曾写:我几次逼问他,他说一定在离京前交卷。有一天他居然谢绝了约会,躲在房子里装病,想试他那柄解剖的刀。  晚上见他的时候,他文章不曾做起,脸上倒真的有了病容!“不成功”;他说,“不要说剖,我这把月,即使有,早就在刀鞘里锈住了,我怎么也拉它不出来!我倒自己发生了恐怖,这回回去非发奋不可。”打了全军覆没的大败仗回来的,也没有他那晚谈话时的沮丧!  但他这来还是帮了我的忙;我们俩连着四五晚通宵的谈话,在我至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我的朋友正是那一类人,说话是绝对不敏捷的,他那永远茫然的神情与偶尔激出来的几句话,在当时极易招笑,但在事后往往透出极深刻的意义,在听着的人的心上不易磨灭的:别看他说话的外貌乱石似的粗糙,它那核心里往往藏着直觉的纯璞。他是那一类的朋友,他那不浮夸的同情心在无形中启发你思想的活动,叫逗你心灵深处的“解严”:“你尽量披露你自己”,他仿佛混“在这里你没有被误解的恐怖”。我们俩的谈话是极不平等的;,十分里有九分半的时光是我占据的,他只贡献简短的评语,有时修正,有时赞许,有时引申我的意思;但他是一个理想的“听者”,他能尽量的容受,不论对面来的是细流或是大水。  我的自剖文不是解嘲体的闲文,那是我个人真的感到绝望的呼声。“这篇文章是值得写的”,我的朋友说,“因为你这来冷酷的操刀,无顾恋的劈剖你自己的思想,你至少摸着了现代的意识的一角;你剖的不仅是你,我也叫你剖着了,正如葛德说的‘要知道天到处是碧蓝,并用不着到全世界去绕行一周’。  你还得往更深处剖,难得你有勇气下手;你还得如你说的,犯着恶心呕苦水似的呕,这时代的意识是完全叫种种相冲突的价值的尖刺给交占住,支离了缠昏了的,你希冀回复清醒与健康先得清理你的外邪与内热。至于你自己,因为发见病象而就放弃希望,当然是不对的;我可以替你开方。你现在需要的没有别的,你只要多多的睡!休息、休养,到时候你自会强壮。我是开口就会牵到葛德的,你不要笑;葛德就是懂得睡的秘密的一个,他每回觉得他的创作活动有退潮的趋向,他就上床去睡,真的放平了身子的睡,不是喻言,直睡到精神回复了,一线新来的波澜逼着他再来一次发疯似的创作。你近来的沉闷,在我看,也只是内心需要休息的符号。正如潮水有涨落的现象,我们劳心的也不免同样受这自然律的支配。你怎么也不该挫气,你正应得利用这时期;休息不是工作的断绝,它是消极的活动;这正是你吸新营养取得新生机的机会。听凭地面上风吹的怎样尖厉,霜盖得怎么严密,你只要安心在泥土里等着,不愁到时候没有再来一次爆发的惊喜。“  这是他开给我的药方。后来他又跟别的朋友谈起,他说我的病——如其是病——有两味药可医,一是“隐居”,一是“上帝”。烦闷是起原于精神不得充分的怡养;烦嚣的生活是劳心人最致命的伤,离开了就有办法,最好是去山林静僻处躲起。但这环境的改变,虽则重要,还只是消极的一面;为要启发性灵,一个人还得积极的寻求。比性爱更超越更不可摇动的一个精神的寄托——他得自动去发见他的上帝。  上帝这味药是不易配得的,我们姑且放开在一边(虽则我们不能因他字面的兀突就忽略他的深刻的涵养,那就是说这时代的苦闷现象隐示一种渐次形成宗教性大运动的趋向);暂时脱离现社会去另谋隐居生活那味药,在我不但在事实上有要得到的可能,并且正合我新近一天迫似一天的私愿,我不能不计较一下。  我们都是在生活的蜘网中胶住了的细虫,有的还在勉强挣扎,大多数是早已没了生气,只当着风来吹动网丝的时候顶可怜相的晃动着,多经历一天人事,做人不自由的感觉也跟着真似一天。人事上的关连一天加密一天,理想的生活上的依据反而一天远似一天,仅是这飘忽忽的,仿佛是一块石子在一个无底的深潭中无穷尽的往下坠着似的——有到底的一天吗,天知道!实际的生活逼得越紧,理想的生活宕得越空,你这空手仆仆的不“丢”怎么着?你睁开眼来看看,见着的只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我们这倒运的民族眼下只有两种人可分,一种是在死的边沿过活的,又一种简直是在死里面过活的:你不能不发悲心不是,可是你有什么能耐能抵挡这普遍“死化”的凶潮,太凄惨了呀这“人道的幽微的悲切的音乐”!那么你闭上眼吧,你只是发见另一个悲惨的世界:你的感情,你的思想,你的意志,你的经验,你的理想,有哪一样调谐的,有哪一样容许你安舒的?你想要攀援,但是你的力量?你仿佛是掉落在一个井里,四边全是光油油不可攀援的陡壁,你怎么想上得来?就我个人说,所谓教育只是“画皮”的勾当,我何尝得到一点真的知识?说经验吧;不错,我也曾进货似的运得一部分的经验,但这都是硬性的,杂乱的,不经受意识渗透的;经验自经验,我自我,这一屋子满满的生客只使主人觉得迷惑、慌张、害怕。  不,我不但不曾“找到”我自己;我竟疑心我是“丢”定了的。  曼殊斐儿在她的日记里写——我不是晶莹的透彻。  我什么都不愿意的。全是灰色的;重的、闷的。……我要生活,这话怎么讲?单说是太易了。可是你有什么法子?  所有我写下的,所有我的生活,全是在海水的边沿上。这仿佛是一种玩艺。我想把我所有的力量全给放上去,但不知怎的我做不到。  前这几天,最使人注意的是蓝的色彩。蓝的天,蓝的山,——一切都是神异的蓝!……但深黄昏的时刻才真是时光的时光。当着那时候,面前放着非人间的美景,你不难领会到你应分走的道儿有多远。珍重你的笔,得不辜负那上升的明月,那白的天光。你得够“简洁”的。正如你在上帝跟前得简洁。  我方才细心的刷净收拾我的水笔。下回它再要是漏,那它就不够格儿。  我觉得我总不能给我自己一个沉思的机会,我正需要那个。  我觉得我的心地不够清白,不识卑,不兴。这底里的渣子新近又漾了起来。我对着山看,我见着的就是山。说实话?我念不相干的书……不经心,随意?是的,就是这情形。心思乱,含糊,不积极,尤其是躲懒,不够用工。——白费时光。我早就这么喊着——现在还是这呼声。为什么这阑珊的,你?啊,究竟为什么?  我一定得再发心一次,我得重新来过。我再来写一定得简洁的、充实的、自由的写,从我心坎里出来的。平心静气的,不问成功或是失败,就这往前去做去。但是这回得下决心了!  尤其得跟生活接近。跟这天、这月、这些星、这些冷落的坦白的高山。  “我要是身体健”,曼殊斐儿在又一处写,“我就一个跑到一个地方去,在一株树下坐着去”。她这苦痛的企求内心的莹澈与生活的调谐,哪一个字不在我此时比她更“散漫、含糊、不积极”的心境里引起同情的回响!啊,谁不这样想:我要是能,我一定跑到一个地方在一株树下坐着去。但是你能吗?  (原刊1926年9月6日《晨报副刊》,收入《自剖文集》) 
2017-5-2 15:56:27 徐志摩 次阅读 0条评论
这是风刮的

这是风刮的

       本来还想“剖”下去,但大风刮得人眉眼不得清静,别想出门,家里坐着温温旧情吧。今天(四月八日)是泰戈尔先生的生日,两年前今晚此时,阿琼达的臂膀正当着乡村的晚钟声里把契玦腊围抱进热恋的中心去,——多静穆多热烈的光景呀!  但那晚台上与台下的人物都已星散,两年内的变动真数得上!  那晚脸上搽着脂粉头顶着颤巍巍的纸金帽装“春之神”的五十老人林宗孟,此时变了辽河边无骸可托无家可归的一个野鬼;我们的“契玦腊”在万里外过心碎难堪的日子;银须紫袍的竺震旦在他的老家里病床上呻吟衰老(他上月二十三来电给我说病好些);扮跑龙套一类的蒋百里将军在湘汉间亡命似的奔波,我们的“阿琼达”又似乎回复了他十二年“独身禁欲”的誓约,每晚对着西天的暮霭发他神秘的梦想;就这不长进的“爱之神”  依旧在这京尘里悠悠自得,但在这大风夜默念光阴无情的痕迹,也不免滴泪怅触!  “这是风刮的!”风刮散了天上的云,刮乱了地上的土,刮烂了树上的花——它怎能不同时刮灭光阴的痕迹,惆怅是人生,人生是惆怅。  啊,还有那四年前彭德街十号的一晚。  美如仙慧如仙的曼殊斐儿,她也完了;她的骨肉此时有芳丹薄罗林子里的红嘴虫儿在徐徐的消受!麦雷,她的丈夫,早就另娶,还能记得她吗?  这是风刮的!曼殊斐儿是在澳洲雪德尼地方生长的,她有个弟弟,她最心爱的,在第一年欧战时从军不到一星期就死了,这是她生时最伤心的一件事。她的日记里有很多记念他爱弟极沉痛的记载。她的小说大半是追写她早年在家乡时的情景;她的弟弟的影子,常常在她的故喜里摇晃着。那篇《刮风》里的“宝健”就是,我信。  曼殊斐儿文笔的可爱,就在轻妙——和风一般的轻妙,不是大风像今天似的,是远处林子里吹来的微喟,蛱蝶似的掠过我们的鬓发,撩动我们的轻衣,又落在初蕊的丁香林中小憩,绕了几个弯,不提防的又在烂漫的迎春花堆里飞了出来,又到我们口角边惹刺一下,翘着尾巴歇在屋檐上的喜鹊“怯”的一声叫了,风儿它已经没了影踪。不,它去是去了,它的余痕还在着,许永远会留着:丁香花枝上的微颤,你心弦上的微颤。  但是你得留神,难得这点子轻妙的,别又叫这年生的风给刮了去!  (原刊1926年4月10日《晨报副刊》 
2017-5-2 15:56:3 徐志摩 次阅读 0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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